一、论我国欠发达地区的结构调整与产业集聚（论文文献综述）
罗廷锦[1]（2020）在《数字鸿沟与中国欠发达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 ——以云南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贫困治理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为了消除贫困,经济学界的先贤们不断探索致贫原因,并提出了诸多反贫困战略和对策,形成了众多反贫困理论。然而,很多反贫困理论和对策主要是基于经济学视角来研究贫困,把贫困看作是一种经济现象,仅从单一的经济维度来探讨贫困形成的原因及反贫困战略。其实,贫困是一个复合型概念,形成贫困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导致贫困的原因也在不断发展变化。进入21世纪,学术界掀起了从多维视角研究贫困问题的热潮,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反贫困理论,而且还对反贫困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本文着力于数字鸿沟视角,应用解剖麻雀的研究方法,以点带面,问题为导向,以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最深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云南为例,理论联系实践,深入研究数字鸿沟与贫困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科学全面的分析数字鸿沟与贫困之间存在的静态、动态和空间相互作用关系,以及缩小数字鸿沟措施的减贫效应,探讨数字鸿沟对贫困的作用与影响,基于缩小数字鸿沟,提出相应的反贫困对策建议。现将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概述如下:1.梳理中国反贫困历程与国际组织反贫困计划。建国以来,中国通过6个阶段的扶贫开发工作,反贫困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即将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而,脱贫攻坚工作的结束并不是扶贫的终点,而是一个新征程的开始,是如何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成果,缓解相对贫困,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起点。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国际组织的反贫困计划,拓展扶贫思路,探索扶贫开发的新途径。在信息化社会,由于数字鸿沟拉大贫富差距,加深贫困,要消除贫困就必须首先消除横亘于前的数字鸿沟。2.以典型欠发达地区云南为例,通过统计数据和抽样调查,对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现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资本匮乏和基础设施落后已不是主要的致贫原因,虽然资金匮乏还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进行扶贫资金投入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贡献率尤为重要。在信息社会,信息革命带来数字红利,助力反贫困工作的同时,贫困人口信息技术能力的匮乏已成为致贫的主要因素。3.使用FGLS和PAVR模型,检验和分析数字鸿沟与贫困的静态和动态关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计算出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综合指数。总体上,数字鸿沟与贫困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步缩小,但各地区缩小幅度不同,造成地区间差距在扩大,说明地区间数字鸿沟和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拉大。FGLS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鸿沟与贫困存在显着性正相关关系。PAVR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鸿沟与贫困不仅对自身产生正向冲击,贫困加深贫困,数字鸿沟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与贫困相互间也会产生正向冲击,数字鸿沟直接作用于贫困,加深贫困;贫困也同样作用于数字鸿沟,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与贫困不仅对各自当期产生影响,还会对相互间的滞后期产生作用。从FEVD检验结果来看,贫困对自身产生较大影响,并持续较长时间,说明治理贫困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贫困也对数字鸿沟产生较大、且持续较长时间的影响,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是影响贫困的重要因素,并对贫困产生较长时间的影响;数字鸿沟也会对自身产生较大影响,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影响会持续较长时间。因此,贫困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进一步加深贫困,形成循环积累因果关系。4.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缩小数字鸿沟的减贫效应。结果显示,在信息化社会,缩小数字鸿沟对贫困产生显着性影响,缩小数字鸿沟能明显降低贫困程度,数字鸿沟变得越小,贫困程度也会变得越轻;随着时间的推移,缩小数字鸿沟的减贫效应逐渐增大;基础设施条件好、相对越富裕的地区,减贫效应越大。因此,缩小贫困地区的数字鸿沟,也是一条重要的减贫措施。5.使用Moran模型检验数字鸿沟与贫困的自相关性。结果显示,数字鸿沟与贫困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与空间聚集度成正比。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聚集度在逐步减弱,不过贫困聚集度减小的速度慢于数字鸿沟,说明贫困的治理难度大于缩小数字鸿沟。同时,由于数字鸿沟与贫困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使得较为贫困的地区如迪庆州、怒江州、昭通市等地的贫困得到进一步强化,较为富裕的地区如昆明市、玉溪市等地的贫困得到进一步减缓;信息化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如怒江州、迪庆州等地的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而信息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如昆明市、玉溪市等地的数字鸿沟得到进一步缩小。所以,数字鸿沟与贫困同经济发展一样,区域间会形成“回波效应”,中心地带的发展会弱化属于从属地位的边缘地带和边远农村落后地区的发展,强化处于起支配地位的中心城市的发展,拉大二者间的信息差距和贫富差距。6.从空间计量的角度,加入空间权重,使用空间SDM模型对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依存与溢出效应进行检验分析。结果显示,空间分布上,数字鸿沟与贫困呈显着性正相关关系,数字鸿沟不仅显着性影响本地区的贫困,还通过溢出效应显着性影响邻近地区的贫困,贫困程度越深的地区,数字鸿沟对贫困的影响越大。收入水平和数字鸿沟一样,也对贫困具有显着性影响。数字鸿沟二级指标与贫困的SDM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信息基础设施、信息应用和信息环境对贫困具有显着性影响,而信息意识对贫困的影响不显着。因此,需要加快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提高贫困地区居民信息意识和信息素养能力,缩小数字鸿沟,加速农村地区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现代经济发展,让身处中心地带的发达地区的发展通过“扩散效应”惠及广大边远农村地区,缩小贫富差距,减小贫困地区数字鸿沟和贫困的外溢性。7.以问题为导向,基于前面的分析,本文从六个方面提出缩小数字鸿沟的反贫困对策建议,旨在为新时期脱贫攻坚,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成果,减缓相对贫困建言献策。
林丽钦[2]（2020）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财税利益分享机制研究 ——以广东产业转移为例》文中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是新时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国不断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等,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成为现阶段重要的发展目标之一,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因素在于如何促进地区间政府合作。由于政府间的合作关系在本质上是利益关系,因此财税利益分享机制决定了政府间究竟是零和博弈、合而不为还是互利共赢,故财税利益分享机制在调节政府行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尤为重要。广东省作为我国经济第一大省却存在发展严重失衡的问题,缩小地区间差异、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是广东省历年政府工作的重点。为实现这一目标,广东省政府开始推进东西翼及山区的建设,提出振兴粤东西地区的战略,以设立产业转移工业园为载体对珠三角地区产业进行梯度转移,而在这一系列举措的背后是广东省政府间财税利益分享制度的演变。由于广东省是我国第一个尝试在省内进行产业转移,较早对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的财税利益分享进行探究并取得一定的成效,故对其深入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丰富财税分享的理论研究,对我国其他地区的实践也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本文以产业转移工业园为载体,首先通过依公开申请获得相关的文件和数据,研读并梳理了广东省自2001年以来产业转移和财税利益分享文件以及产业园清单,基于财税角度并根据重大政策的颁布时点,将其划分为萌芽阶段（2001年-2007年）、发展阶段（2008年-2012年）和优化阶段（2013年-至今）三个阶段,分阶段探究政府在合作范围、合作深度的变化;并借助各阶段代表性园区财税分享文件,分析财税利益分享办法的阶段特征及演进过程。其次,由于2005年明确要求将政府间财税分享协议作为产业园的认定材料之一,自此开始了市级政府间的财税利益分享。因此以2005年作为政策切入点,建立双重差分模型,以广东省实施财税分享的迁入地城市为处理组,以临近省份未实行财税分享且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城市为对照组,验证财税分享是否显着推动了产业转移,提升了粤东西北等迁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实证结果表明:2005年后出现了市级政府间的财税分享后,处理组的规模以上企业工业产值等经济指标出现了显着的增长,而邻近省份的对照组并没有显着的变化。因此认为政府间的财税分享是产业转移的重要推力,是影响当地的工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因素。最后分析了广东省产业转移过程中财税利益分享制度的成功经验及潜在隐患;总结了财税分享需要考虑的影响因素,包括政府和企业两方面的因素,并提出了财税分享的方案。通过全文分析表明:一是市场导向下的产业转移动力不足,故仍需政府的积极引导,区域协调发展的本质是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协调;二是财税分享是双赢的政策,随着财税利益分享机制的完善,地方政府的合作加深;三是横向财税利益分享、转移支付是调节地方政府行为的有效措施。本文的贡献在于梳理了广东省历年来的财税利益分享文件及产业园清单,并对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各方利益进行分析,厘清了产业转移过程的财政逻辑,并基于此总结了财税分享应考量的各类因素。
孙兆旭[3]（2020）在《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已经步入新时代,其基本特征表现为“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将“着重推进高质量发展”作为2020年工作重点。产业结构优化作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受到高度重视。同时,新型城镇化和金融发展也是新时代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重点。厘清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制,探讨其促进作用的实现方式,对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0-2017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从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五个方面构建评价体系科学评价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从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角度出发构建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从产业结构合理和高度化角度衡量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基于全样本数据,利用核密度估计模型分析我国新型城镇化、金融发展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的发展状况;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在以地理位置为标准的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区域划分基础上,并在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条件下,分析了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运用面板门槛模型,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从客观角度进一步验证,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差异性。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无论经济发达省份还是经济欠发达省份,新型城镇化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均具有促进效应;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对经济发达省份和欠发达省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影响差异较大;从交叉项结果看,经济欠发达省份新型城镇化和金融发展存在后发优势;门槛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上升,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增强,而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金融规模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优于金融效率,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阶段,金融效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优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门槛效应不显着。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对策建议:加强地方性政策引导,合理发挥推动机制;合理规划城市产业功能区,优化产业布局;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优化信贷资金流向;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互动机制。
杨瑞[4]（2020）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江西承接电子信息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党和国家谋篇布局,做出了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的重大决策部署,粤港澳大湾区成为继世界三大湾区之后的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是紧密联系内陆的重要沟通渠道,也是推动未来经济增长的强有力引擎。江西省地处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以及海西经济区中心地带,是连接经济发展前沿地带的重要通道,也是联系我国南北经济的重要纽带,在产业承接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多年来,江西省把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江西省的支柱产业,进行重点培育和发展。发达地区电子信息产业新旧动能的转换,成为推动江西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和支撑。粤港澳大湾区的电子信息产业高度发达,江西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腹地,江西省的重点产业发展与其具有高度相关性和互补性,对于承接大湾区产业服务红利外溢优势明显。江西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型发展的历史机遇,加强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以承接大湾区产业为切入点,加强电子信息产业合作,积极促进电子信息制造业转型升级,全力打造江西对外开放和对接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桥头堡和重要前沿地带,为促进江西省经济水平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背景下,江西省如何准确把握契机,引导本地企业与转移企业协调发展,对有效承接电子信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故研究先从江西省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现状及问题入手,并从区位、产业基础等方面对江西省承接大湾区电子信息产业的机遇及挑战进行系统阐述,试图从相关影响产业转移承接方面的因素进行探索,针对承接产业中所存在的不足,从政府及企业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因此本文在实证中先构建产业转移发生机制指标体系分析广东等发达地区产业转移路径选择,证实江西在产业转移承接过程中具有一定优势,然后采用产业区位熵、产业梯度系数及相对梯度系数等指标分析江西省电子信息产业在全国层面上的发展趋势和承接能力及面临的竞争压力,接着通过相关检验分析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来探析承接电子信息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最后分析数据结果,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江西省电子信息产业的转型集聚、企业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助推江西省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万宁娜[5]（2020）在《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研究 ——基于城际联锁网络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2018年11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11月,时隔一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再次考察上海时指出,“上海要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2019年12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标志着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大框架下,上海和长三角地区迎来了新的历史重要发展机遇和重大挑战。一直以来,长三角地区始终是我国经济综合实力最强、经济要素最活跃的区域之一,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但现有研究多是从传统经济学角度出发,研究方法多采用传统的计量模型,虽然对理解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传统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分析快速发展的区域一体化。随着全球一体化使城市和区域联系从地区和国家内部逐渐扩散到世界范围,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研究城市和区域必须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局限,需要在更大的视野下对城市和区域研究的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框架进行调整,要将城市和区域作为节点纳入到大型网络的范畴进行研究。本文将传统区域经济学理论与全球城市网络理论相结合,将长三角大都市区纳入城市网络的分析框架和范畴,基于交叉学科的视角,采用INM城际联锁网络模型对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进行研究,并从非对称城际关系、关注落后地区和分区域等方面对INM模型进行了修正和扩展,在一定程度上从交叉学科的角度对区域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探索和丰富。本文以上海和长三角大都市区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以上海为核心的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水平及政府干预下的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效应。在理论分析、文献梳理及概念界定清晰的基础上,以相关理论及特征事实为指导和依据,通过归纳总结、实证研究等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首先,对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历程进行了回顾,重点对上海的行政区划、政府主导下的一体化政策和战略规划演进等进行了归纳研究,并划分了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演进阶段,用SI指数比较了上海与OECD国家主要大城市在土地、人口方面存在的问题,总结了影响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即集聚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政府干预下的一体化政策,重点对产业结构调整、区域一体化政策与大都市区一体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借鉴了发达国家如纽约大都市区产业结构调整与一体化互动发展的经验、政府规划和政策干预下的东京大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经验。其次,本文通过跟踪记录2016-2019年企业设立的分支数据,从空间结构一体化的视角对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利用世界城市网络INM模型（城际联锁网络模型）对长三角大都市区26个城市的城际联系进行度量和考察,重点对上海在长三角地区的腹地和产业承接城市的区域重要程度进行研究,同时对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动态演变过程进行了度量。实证结果表明,长三角大都市区城市网络层级分化现象明显,发展并不均衡,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心城市在辐射和拉动次级城市和周边城市效应显着,但仍需要进一步加强。长三角大都市区城市网络发展不均衡,网络多中心化、层级化现象明显。城市联系高度集中在发达的中心城市内部,外围城市之间的联系较少,处于网络边缘位置。综合各项指标,将长三角城市网络划分为一、二、三、四层级,其中上海是长三角地区层级最高的城市,属于核心城市;南京、杭州、合肥、宁波、无锡、苏州处于第二层级,属于中心城市;常州、南通、扬州、芜湖、嘉兴、泰州、镇江处于第三层级,属于次中心城市;其他城市处于第四层级,属于外围城市。中心城市分别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外围城市进行辐射和拉动,直接和间接效应总和约为50%,较为显着。从城市非对称曲线来看,7个中心城市与上海的城市能级和城市综合水平均有一定的差距。从省级层面来看,江苏省的城市排名靠前,安徽省排名靠后,合肥作为省会城市的优势不突出,部分指标落后于宁波。从长三角地区五大亚城市圈与核心城市的联系来看,苏锡常都市圈位列第一,南京都市圈次之。此外,在对企业进行长三角地区内部与外部分区域度量时,结果显示长三角以外的企业选择在长三角设立分支的意愿并不强烈。以非长三角地区企业度量时发现,结果显示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在聚合链接占比、城市网络距离等方面比有了显着改善,这说明城市门槛效应对企业选择分支定位有一定的影响。随着上海核心城市地位的提升,门槛效应进一步提高,非长三角地区的企业更倾向在二级中心城市设立企业分支。2016年6月,《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颁布实施,规划期为2016-2020年。通过比对2016至2019年各项指标的变化,进一步研究4年来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和一体化水平的动态演变情况。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2016年,2019年上海的门槛效应更加显着。由于上海较高的城市发展水平给企业带来了过高的成本等负面影响,导致企业尤其是长三角以外的企业进驻上海的意愿在进一步降低。4年来,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水平在进一步提高,企业选择落户除核心城市上海以外的其他城市,不仅没有对企业产生影响,相反还降低了企业的经营与发展成本。经过4年的发展,长三角大都市区城际联系普遍增多,表明城市联系更加紧密,但城市排名整体变化不大,2016年排名前列的城市在2019年的城际链接值的增幅要小于排名后列的城市。经过4年来的发展,大部分城市虽然没有跨出本层级范围,但是次中心城市和外围的排名均有显着变化,集中体现在浙江省城市的快速发展。最后,基于1997-2018年长三角三省一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作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指标,实证检验了区域一体化政策对长三角大都市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效应。提出三个假说,认为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能够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将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划分为产业结构差异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两种路径,考察这两种路径方式下哪种路径对长三角大都市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更为显着。为了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核心解释变量分别采取经济指标和政策指标两种指标进行度量。实证结果表明,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产业结构调整下的两条路径的作用效果并不相同,两者具有显着的差异性,产业结构高度化路径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产业结构差异化路径的作用效果。造成差异性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各级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各种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在运用区域一体化政策时都偏向选择效率回报最高的产业结构转型政策,再加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我国政府自制造大国到创造大国转型的主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政策的导向性,因此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直接效果就是产业结构高度化,其作用效果显着大于产业结构差异化路径。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对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要提高优质企业在上海的落户和设立总部的比例。近年来,随着上海核心城市地位的不断提升,门槛效应也随之提高,城市门槛效应对企业选择分支定位的城市有具一定的影响,而非长三角地区的企业更倾向选择在长三角大都市区内的二级中心城市设立分支,以降低企业在核心城市落户或设立总部及分支的各类成本。鉴于此,上海要进一步降低低端落后企业留沪的比例,将有限的资源留给国内外大型优质企业,进一步提高优质企业总部在上海的落户比例,保留上海的城市核心功能。此外上海作为核心城市,其对外围城市的直接辐射拉动效应远低于间接辐射拉动效应。建议要进一步提高上海对外围城市的直接辐射效应,从而提高长三角一体化水平。第二,要进一步加强中心城市对长三角大都市区外围城市的辐射拉动效应,从而提高区域一体化水平。中心城市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外围城市产生的作用效应总和约为50%,较为显着。外围城市要加速发展,不能局限于第四层级和外围城市内部,要加强与高层级、中心城市的联系与合作。中心城市的城际链接不能仅停留在第一、二层级内部,要更多地扩散和覆盖到到第三、四层级的城市。第三,建议进一步提高中心城市的城市能级、缩小与上海的差距,提高城市承载能力。从非对称曲线来看,上海的整体城市能级仍远高于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今后上海的非核心功能要向这些周边中心城市疏解的话,这些城市的匹配和承载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提高。中心城市要加强与核心城市上海的联系,提高城市服务水平,积极做好产业转移的承接工作。第四,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积极引导产业结构朝着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和大都市区一体化的发展方向调整,加强三省一市的合作,科学制定长三角大都市区内产业协同发展的制度机制和政策导向,充分发挥政府干预的正向效应,消除地方行政壁垒、加强地区联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田光辉[6]（2019）在《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工业和城镇化的快速扩张,环境问题愈加受到政府和公众的关切,为应对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压力,环境规制逐步增强,开始成为产业地理格局调整的重要因素。污染企业和产业对环境规制的响应成为各学科研究的热点。然而,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冲突是工业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世界性难题,出于财税动机和经济增长等地方利益考虑,地方保护会对环境规制的实施和执行形成干扰,也会影响污染产业的地理空间格局。因此,需要将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纳入统一的理论和模型分析框架中,才能更好的理解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变化。本文以“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的关系”为核心论题,基于环境规制理论、地方保护理论和区位论,从宏观和微观视角系统研究两因素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契合生态文明建设下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需要,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结合已有研究和相关理论,本研究系统阐述了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和产业动态作用的理论依据和作用机制,在考虑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构建了综合性理论分析框架。同时,为更好的理解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作用,本研究对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演变轨迹进行了分阶段阐述,揭示其特点、问题和演进方向,分析其影响。依据所构建的分析框架,本文以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主要研究区域进行实证分析,将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分为宏观层面产业分布变化和微观层面产业动态调整,产业动态包括企业进入、退出、企业利润率、企业创新、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共包含以下研究内容: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时空格局及其交互机制,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特征,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分布的影响,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动态的影响。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分布差异显着,存在负向空间关联特征;两者具有区域“模仿行为”和交互制约作用。地市层面环境规制分布呈现东高西低,高值不断向内陆转移;地方保护则由北高南低向中西高、东部低转变。两者均为空间集聚特征,其中,环境规制集聚程度趋于离散;地方保护空间集聚存在明显的东西和南北差异。两者存在负相关空间关联特征。在两者作用和竞争形态上。全样本估计中,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具有交互制约作用,均存在区域“模仿行为”。发现环境规制并非单向的“逐底竞争”,而是在利益争夺、地市博弈及环境恶化中累积向上。而邻近地区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较弱。分阶段估计中,环境规制的“模仿制约”形态有所增强,环境规制“竞争向上”得到强化。分区域估计中,由东至西,环境规制对地方保护的作用形态分别呈现“模仿制约”、“独立制约”、“独立无效”;地方保护对环境规制的作用形态则呈现“独立无效”、“独立制约”和“模仿促进”。（2）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波动下降,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时间变化上,污染密集型产业总量稳步提升,比重波动下降,内部组成结构相对稳定。先后经历缓慢增长、快速扩张和结构转型三个阶段,表现为“分散-集中-分散”趋势。空间分布上,省级层面,北京、广东、江苏和浙江是主要产能转出地,中西部则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要承接地。地市层面上,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和江苏省是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分布区,总体布局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特征;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为产能的主要转出地,重点开发区域则成为产能的主要增长地区。各行业的调整方向在地带间、城市群和地市间存在较大差异。（3）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存在区域、产业、和空间异质性。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开始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尤其对高污染行业,证实“污染避难所”效应存在。省域层面,环境规制的作用在东西部突出,而在地市三大地带内均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规模的抑制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上升而增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的关系呈现倒“N”型。地方保护推动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尤其对高国有比重行业,而不符高利税产业倾向布局在地方保护高地区的假设。与邻近地区的地方保护博弈将削弱产业收益。省级层面,地方保护作用在中西部显着,而地市层面,由西至东,地方保护指数越高,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增幅越大。随着地方保护指数上升,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呈现“V”型;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地方保护先促进后抑制污染密集型产业增长。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在考虑尺度、区域和产业异质性后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两者的交互作用在省域层面的东中部明显,而在地市层面,中西部更能体现出两者的交互作用。地方保护抑制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的作用。（4）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动态的影响受到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的影响。（1）企业进入高值呈现向西部移动的态势。环境规制提升了高污染企业的进入壁垒,而对国企、外资和大企业有所削弱。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降低西部,而提升了东中部的进入门槛;国企保护动机则降低了企业进入门槛。大企业更易进入地方保护动机高的地区,国有企业易进入利税保护动机高的地区,而东中部国有比重高的地区则限制国有企业进入。环境规制提升了东西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高地区的企业进入壁垒,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抑制环境规制的作用。（2）污染企业的退出率和内部退出结构的高值区域逐渐西移,东部企业退出规模有所提升。环境规制并非污染企业退出的关键因素,年龄大的企业受影响较高。东西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降低了污染企业的退出概率,而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增加了企业退出数量。国有和外资企业在地方保护程度高的地区退出壁垒较高,环境规制推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高的地区污染企业退出,而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对环境规制作用的发挥具有抑制作用。（3）企业利润率的空间格局呈现东部总体较优,中西部发展迅速的特征。强“波特假说”未得到验证,“合规成本”可以用来解释环境规制与企业利润率的关系。保护利税动机有利于提升企业利润率,而除国企、外资和大企业外,国有企业保护动机不利于利润率提升。利税保护动机改变了环境规制遵循成本效应,而国企保护动机和环境规制的负向效应具有叠加作用。地区异质性上,中部地区环境规制遵循成本效应较强,降低了利税比重高地区的利润,而西部国企即使面对严格的环境规制,其利润也能得到保障。（4）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创新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和长三角,逐步向中部和成渝地区扩展。未证实弱“波特假说”存在,环境规制有利于推动国企和外资企业的创新,但对大企业具有“挤压效应”。地方保护利税动机能够推动企业创新水平提升,其中,外资和民营企业是创新主力。国企保护动机则阻碍创新增长,且不利于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发挥。（5）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化集聚格局各有不同特点,但整体变化相对稳定。在全国和中部,环境规制促使产业集聚分散,而在东西部,环境规制则推动产业集聚提升。环境规制利于民营企业为主的地区产业集聚,而在国企和大企业为主的地区,环境规制增强不利于产业集聚。地方利税保护动机促使产业分散,除东部外,国企保护动机推动产业集聚。环境规制总体上降低了地方保护动机高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6）产业结构“污染化”格局呈现西高东低,产业结构趋于“清洁化”。环境规制有利于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向“清洁化”转型,尤其是对内部规模经济大的产业,而对民营企业比重大的行业作用不明显。除内部规模大的产业外,地方利税保护动机会推动产业向“清洁化”转型。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不利于产业向“清洁化”转型。环境规制有利于抑制地区利税占比高地区的产业增长,但环境规制的作用易受国企保护动机的干扰。根据相关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加强环境治理和管理体系建设,提升环境规制效率;（2）推动市场化和国有体制改革,减少不良干预;（3）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区域向好竞争;（4）综合统筹、合理谋划,做好产业迁出和承接工作;（5）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措施;（6）增强企业创新能力;（7）发展绿色产业,致力产业结构“清洁化”转型。创新之处:在理论上,将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同时纳入分析框架,并分析二者对污染产业地理格局的作用机制;构建地市层面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测度方法,并考察两者的作用形态;从宏观、微观和异质性视角探讨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丰富了相关研究。
李晶晶[7]（2019）在《基于县市单元的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格局与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区域差异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而追求均衡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在针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趋同与趋异学说的争论与验证过程中,多样化的研究结论证实了区域不平衡增长兼具复杂性和动态性。面对中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间的矛盾的不断突显,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地位更应进一步提升,并统领其他区域战略合理有效实施。“郡县治,天下安”,县域经济在中国区域经济体系中具有战略基础地位,研究中国县市经济不平衡增长问题为破解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微观机制提供了新思路,推动县市经济由“不平衡增长”向“协调发展”的转变是解决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本研究针对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和新世纪以来中国区域经济要素流动的特征,立足经济地理学制度、演化和尺度转向等理论前沿,以全国县（域）市（区）单元为基本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偏移-份额分析、泰尔指数分解、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基于不同数据、指标测度以及不同维度对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时空格局进行多维透视,以此探讨中国区域不平衡增长的时空分异,并从区位-行政嵌入、人口流动和产业转移三个方面对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机制进行分析,以破解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微观机制谜题。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新时代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贡献绵薄之力。对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研究表明:格局现状:（1）基于自然地理要素划分的不同类型县（域）市（区）间的（人均）经济增长表现为市区>平原县>丘陵县>山区县,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与地方性分异规律重叠的现象随时间逐步减弱。（2）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时空分异以2000年为节点,之前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较快,之后内陆地区经济增长更快,且不平衡增长的表现从东-西差异逐步转为东-西差异和南-北差异并重的局面。（3）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以不同层次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为主要表现,以面状城市群和点状中心城市为主要集聚载体,在东、中、西三大地带分别表现出以城市群为面状核心区、“以点扩面”的发展型核心区和以中心城市（或市区）为点状核心区的三种不同类型的中心-外围经济空间结构。（4）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在时空格局上具有高度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空间尺度敏感性,不同空间尺度上,区内差异大于区间差异,且区内差异随着空间尺度的扩大而扩大,而区间差异则随着空间尺度的扩大而缩小。（5）中国区域产业经济不平衡增长以产业内部结构差异最为显着,其中,以资源密集为主的其他类型产业的集聚空间及转移空间均较为分散,主要以资源开发型地区为主,产业转移方向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内部转移向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内部转移转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集中与转移主要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地区,转移方向从在沿海地区内部转移逐步转变为由东部向中部和东北地区转移;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主要集聚区为老工业基地区,转移方向变化较小,以中部和东部地区内部转移为主;技术密集型产业以点状形式集聚分布在技术发达的大中城市,表现出由东部向中部和西部转移的显着趋势。机制分析:（1）区位嵌入在城市群方面所表现出的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明显小于行政嵌入在省会和市区方面所表现出的不平衡,以增长分量表征的区位嵌入对区域经济不平衡的影响随时间有所减弱,而行政嵌入作用不断增强。（2）人口流动对流入地县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大于流出地,省域和经济区因素会降低人口流动对流入地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对流出地的影响作用不明显,但同样表现为降低人口流动对增长的促进作用。（3）产业转移能够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并减缓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受到产业结构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的双重影响。其中,以资源密集为主的其他类型产业转移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更是支撑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是促进东北和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也是制约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极大地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增长;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入能够促进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产业转移有助于加快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并促进中国区域经济收敛,其对产业转入地经济收敛的促进作用更大,且更有助于东北地区经济差异的缩小。政策建议:（1）弱化地域行政藩篱,实施根植于地区资源禀赋、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差异化区域政策,为促进各类要素自由流动提供优良的宏观政策环境。（2）深化城乡体制机制改革,营造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并平等交换的制度环境,打破产业和人口分布的城乡格局,引导城市产业向农村转移,协调推进乡村地区地域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3）深化改革户籍制度,重视劳动人口回流,推进人口家庭化迁移,引导人口在发达城市地区的合理集聚,促成并稳定人口流动与产业转移的动态平衡格局。（4）统筹产业空间布局,健全区际产业协同发展机制体制,推进产业合理有序转移,加大非相关多样性产业的引入力度,促成错层、错位的产业发展格局。（5）关注重点区域发展,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等经济实力强市的带动作用,走中心城市及城市群带动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径;通过“重大战略联动”、“补齐短板”等战略措施,打破“阶梯”、“板块”以及“省域”等的县市区位-行政分割发展格局,实现跨区重构的区域经济协调、协同和共同发展。
李坤[8]（2019）在《承接产业转移对甘肃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猛,创造了为人称道的“世界奇迹”,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各式各样的问题,随着我国劳动力、土地以及其它稀缺资源等要素成本的增加,我国的人口红利消失殆尽,我国经济已进入“刘易斯拐点”,东部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产业由于成本上涨、利润冲减等原因,出于追求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目的纷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产业转移不仅能让东部发达地区在辞旧迎新的过程中加速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还能够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实现原有产业的转型升级。而对于产业转入地而言,科学合理地承接产业转移既能延伸当地产业链、转变就业结构,又可以通过发挥技术溢出和产业集群效应实现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各省市不断修建公路铁路、水利电力、邮电通信等基础设施,虽然现在经济总量跟东部相比依旧有很大的差距,但是生产要素成本较低、自然资源丰富、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日渐改善,西部各省已经逐渐具备了承接来自东部发达地区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的实力。承接产业转移为西部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经济的赶超和国内价值链的攀升提供了很好的思路,西部欠发达地区通过承接适当的产业转移完全能够实现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并且能够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新的发展模式,同时承接地政府应该兼顾生态保护问题,竭力避免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粗放型产业大量涌入。本文首先对国内外产业转移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试图找到承接产业转移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内在关系,然后对国内和甘肃省承接产业转移、产业结构现状进行分析,找出甘肃省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的原因和承接产业转移的动因。本文利用产业梯度系数法以及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对甘肃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进行深入研究,发现甘肃省产业结构升级和近些年加快承接外界产业转移有着紧密的联系。另外,论文还结合实际情况对甘肃省承接的产业进行选择,试图找到真正有利于甘肃省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优势产业,并根据本文的结论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甘肃省承接产业转移提出一些对策。通过本文的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1）承接产业转移对甘肃省产业结构升级有显着的提升作用,伴随承接产业转移规模和产业层次的提高,产业结构升级态势明显,承接来自国内外优势产业的转移均能促进甘肃省产业结构的升级,顺应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形势进一步提升本省的产业结构水平。（2）承接产业转移可以通过调节效应影响产业结构的升级,即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会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承接产业转移与技术创新、对外开放度的调节作用均能促进甘肃省产业结构的升级,表明技术创新提升、对外开放度扩大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均能增强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3）甘肃省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要注重科学性和合理性,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承接产业转移模式,避免造成环境恶化、产业同构化、低端锁定等负面影响。只有科学合理、主动地承接产业层次高、发展势头好的行业,才能促进甘肃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吴月[9]（2017）在《我国产业转移中的环境正义问题研究》文中提出自古以来,人类始终在为找寻合乎人性的幸福生活方式而求索。这意味着人类的任何活动离开了价值考量都难以被称其为合乎人性的幸福生活方式。这一点对于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犹是如此。“知识的空前碎片化”将原本同宗共源的经济学与伦理学彻底决裂开来,使经济学演化为一门纯粹精于算计追求物质善的工具,愈发偏离了人类对合乎人性的幸福生活方式的追寻。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人类行为动机除了追求单纯物质善外,还应表现出友善特征。为此,我们不能仅关心经济活动的逻辑问题,也应该对人类经济活动能成为合乎人性的幸福生活方式给予深层的伦理思考,也即我们应把追求物质之善的经济行为置于人性之善或人性完善的整体目标中加以审视,使经济行为和活动内蕴的充分道德理由得以彰显,以此指导人类的经济活动和实践。我国产业转移是在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的强有力推动下以及国内政策的积极引导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主要呈现出域外产业转移和域内产业转移两大路径。我国产业转移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活动,是人类不断实现自我、超越自我的必然结果,在其本质上是人本身的活动,既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又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始终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性之善的价值追求,这也正契合了环境正义经由人与人和谐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最终导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致思理路,使我国产业转移中的环境正义这一研究议题得以成立。基于此,本文立足马克思唯物史观,拟从环境正义的价值基础出发,确认自然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的统一以及环境主体生存性环境权和程序性环境权的统一,充分肯定了承认正义与分配正义作为环境正义之价值标准对环境正义内涵的彰显,对我国产业转移中环境正义进行了全面解读。实践证明,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我国本土的域外产业转移在追求物质善方面已展现出惊人的强大动力,却掩盖了发达国家与我国之间在环境权利享有以及环境资源和环境责任分担上的不正义,着实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由产业转移对我国实行生态殖民主义,追根溯源更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奉行的价值精神从对自然到对人的剥削和奴役。因此,要重拾我国域外产业转移内含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实现人性之善的价值追求,不得不寄希望于消灭私有制及其价值体系,建构合乎人本性的生产方式及与其连在一起的正义的社会制度。纵观我国域内产业转移实践,看似你情我愿的产业转移,不仅表现为人与自然的突出矛盾,更呈现出东中西部环境差距和城乡环境二元化格局,深刻揭露出我国产业转移各主体对自然资源价值和公民环境权的承认不正义以及主体间环境利益和环境责任的分配不正义。面对我国域内产业转移中的种种环境不正义,本文不仅从自然资源的特殊性、资源依赖型经济生产方式以及类主体经济理性膨胀反思了产业转移类主体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从现有的社会制度中去寻根朔源,检讨了与产业转移相关的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及制度矫正。最后,为实现我国产业转移中的环境正义,我们必须立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高度,坚持发展与保护内在统一、相互促进,从观念到实践彻底转变,以生态文明价值观为指导,积极培育主体生态品格,构建正义制度体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期最终使我国产业转移在有效实现人类物质善的基础上达成人性之善或人类幸福。
刘博宇[10]（2017）在《中国城市土地出让价格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关联性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形态的提升,城市的多元功能逐渐显现,城市的土地用途也出现多样性,但是不同的主体和不同产业对土地的利用效率并不同。如果在区位较高的地区布置经济效益较低的产业,则会大大降低土地效益,并且可能会阻碍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相反如果将经济效益较高的产业布置在区位较差的地区,则可能会增加产业成本,同样不利于产业快速发展。因此城市土地的合理利用、有序出让能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合理变迁,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城市土地价格是调节土地利用结构的重要要素。但是,我国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因此城市土地具有一定的垄断性质,地方政府具有土地出让的绝对主导权。这种主导权的属性导致地方政府在城市用地出让过程中带有较为明显的动机特征。首先,地方政府迫切寻求财政收入途径来缓解财政缺口,由于土地的国有性质和土地财政收入归地方“专享”,使得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土地财政动机,这抬升了土地出让价格,导致房价畸高、社会要素成本上涨等问题。其次,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和晋升主要由上级政府主导,并且很大程度上以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为主要指标,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有较强的“经济目标”动机,由于工业企业的短期经济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地方政府会通过土地资源来吸引外部企业进入,在工业地价上甚至出现“竞争到底”现象,降低了土地利用效率,也不利于第三产业发展。在以上背景机制下,本文主要以城市土地出让价格和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关系作为研究出发点,结合城市土地出让、土地财政和城市产业结构变迁等相关理论,探讨不同用途、不同经济发达程度地区城市土地出让价格变化和产业结构变化,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动机和“经济目标”动机对二者关系的影响机制。再以具体的武汉市土地出让样点案例分析城市土地出让价格的进程和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通过选取2004年以来我国105个地级市数据、5个中部地区省份69个地级市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面板数据模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Arcgis空间地图展示、地统计学、Hedonic特征价格模型法等分析方法,得出了以下结论:（1）我国城市商业地价、居住地价和工业地价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商业地价最高,工业地价最低;“招拍挂”土地出让价格显着高于协议出让价格;商业地价和住宅地价存在高度正相关性;土地出让价格在我国六大区域间表现出较大差异,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土地出让价格越高。土地出让方式由协议转为“招拍挂”、土地财政和城市化三个因素推动了城市土地出让价格上涨。2004年以来,我国城市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经济比重缓慢下降,第三产业经济比重有上升趋势,产业结构升级明显,但在地区间存在差异性。城镇化、经济发展和人民需求上升、技术进步是推动城市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原因。地方政府采取差别化土地出让行为,即通过提升商业和住宅用地价格、降低工业用地价格促进了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商业、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价格上升,会促进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上升,但会降低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产值比重,有利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后,地方政府会减少工业用地出让面积,但是否增加商业和住宅土地供应,本文的结果未得到准确结论。土地出让价格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别特征,在经济发达地区,商业和住宅地价上升有利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工业地价上升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不明显,而在经济次发达地区,商业和住宅商业和住宅地价和工业地价上升均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商业和住宅商业和住宅地价上升并未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工业地价上升能显着促进产业结构升级。（2）总体来看,我国城市土地出让价格与产业结构升级两个系统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保持上升趋势,并已达到高度耦合和高度协调的状态。2008年以前产业带动地价上升,2008年开始土地价格上升推动产业升级。经济越发达的城市,耦合度和协调度略高,但与经济次发达和经济欠发达城市差异很小。影响因素模型估计得出,城市房价对土地出让价格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均有显着正向影响,利用外商投资有显着负向影响。地方财政支出对商业和住宅商业和住宅地价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度与协调度有正影响,但对工业地价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度与协调度影响不显着。城镇化率则倾向于对耦合协调度有正影响,对耦合度不存在显着影响。城市人均生产总值和和城市建设用地所占城区比重两个变量对地价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度与协调度均不存在影响。（3）考察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对城市土地价格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影响,得到财政分权加强不仅自身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且会通过作用于商业和住宅土地出让价格,增加土地价格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影响程度,这表明在土地出让过程中,地方政府存在着明显的“土地财政”动机。地方政府竞争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不同城市相异,对于第二产业主导的城市,地方政府竞争对产业升级有正影响,且会增强工业地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效应,对于第三产业主导的城市,地方政府竞争对产业升级有负影响,且会减弱加大工业地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效应。这表明在土地出让过程中,地方政府存在着“经济目标”动机。空间Moran I指数显示中部五省地级市产业结构升级、土地出让价格、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参与竞争程度在空间地理上存在正相关性,说明该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水平高的城市、土地出让价格高的城市、财政分权高的城市、地方政府竞争激烈的城市具有集聚特征。空间杜宾模型估计得到相邻城市商业和住宅用地价格上升和财政分权程度增大对本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有负向影响,相邻城市工业用地价格上升对本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影响,相邻城市政府竞争加剧对本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有负向影响。（4）以武汉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武汉市整体土地出让和土地出让样点两种数据和Arcgis9.3软件地统计分析方法,得出武汉市土地出让价格保持逐年上升趋势,商业用地出让地价最高,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的长江、汉江沿岸,住宅用地价格略低于商业用地,主要分布于商业用地周围,工业用地价格最低,主要分布在非中心城区。进一步采用Hedonic模型研究发现区位因素、邻里因素、个别因素和其它因素都会影响武汉市土地出让价格高低,距市中心距离越近,地价越高;拥有更好的自然景观和交通资源,地价越高;房地产公司受让人、“招拍挂”交易方式、商服业用地、更高的容积率都会提高土地价格,而宗地出让面积越大会降低土地价格。武汉市产业结构表现为第一产业产值比重最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略高于第二产业,但二者差距不大。从区域看,武汉市第三产业主要分布在中心内部区域,第二产业主要分布在郊区和非中心城区,第一产业则主要分布在黄陂、江夏、新洲等偏远地区,武汉市产业结构分布状况与土地利用结构相一致,两个系统向良性协调方向发展。通过回归发现武汉市土地出让价格与产业结构升级是单向影响关系,土地出让价格的变化会影响产业结构层次变动,但反向作用不明显。利用时间和价格两个维度的出让土地位置等高线来判断武汉市土地出让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结果表明武汉市土地出让呈现工业用地价格低、且逐渐向外迁移,住宅和商业用地价格高,且存在明显的距离市中心越远价格越低的圈层结构。这个结果表明武汉市的土地出让与产业结构布局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也验证了本文“商服业用地向中心集聚、工业用地向郊区迁移”的城市土地结构演变理论。论文最后提出促进城市土地合理利用,提高土地利用结构和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具体思路是:（1）改进部分工业土地和其它用途土地的出让方式,防止工业土地出让价格过低而导致土地整体利用效率不高的情形;设置土地出让价格门槛机制来避免出现商业地价和住宅地价过高的现象,加大市郊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引导部门产业外移。（2）改革目前的城市土地出让金的收取模式,如从批租制想年租制、混合制转变;改革目前的城市土地出让金分配制度,增加中央分配比例,并将大部分市县级土地出让金由省级财政管理;设计更加完善的城市土地出让金使用制度,增加科技、环保、教育、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支出比例。（3）完善各方面的制度,包括完善城市土地出让数据统计制度,建立城市土地利用的动态监测和管理系统,建立城市土地利用集约高效评价制度,并纳入到官员考核体系。
二、论我国欠发达地区的结构调整与产业集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我国欠发达地区的结构调整与产业集聚（论文提纲范文）
（1）数字鸿沟与中国欠发达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 ——以云南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方法和创新点 |
| 1.2.1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创新点 |
| 1.2.4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反贫困理论及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贫困 |
| 2.1.2 反贫困 |
| 2.1.3 数字鸿沟 |
| 2.2 反贫困理论的阐释 |
| 2.2.1 促使资本形成的反贫困理论 |
| 2.2.2 促使结构转换的反贫困理论 |
| 2.2.3 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的反贫困理论 |
| 2.2.4 综合反贫困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3.1 国外研究 |
| 2.3.2 国内研究 |
| 2.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第三章中国反贫困实践及国际组织反贫困计划 |
| 3.1 建国以来中国反贫困实践概述 |
| 3.1.1 “救济式扶贫”(1949-1978) |
| 3.1.2 体制改革推动扶贫(1978-1985) |
| 3.1.3 区域大规模开发扶贫(1986-1993) |
| 3.1.4 整村推进扶贫攻坚(1994-2000) |
| 3.1.5 综合开发攻坚扶贫(2001-2010) |
| 3.1.6 精准定点脱贫攻坚(2011-) |
| 3.2 国际组织反贫困计划:传统扶贫向数字扶贫转变 |
| 3.2.1 世界银行 |
| 3.2.2 联合国 |
| 3.2.3 世界经济论坛 |
| 3.2.4 对中国反贫困的启示 |
| 第四章 云南案例: 欠发达地区贫困与数字鸿沟现状分析 |
| 4.1 云南的反贫困历程 |
| 4.2 贫困现状分析 |
| 4.2.1 已脱贫人口收入情况 |
| 4.2.2 贫困人口分布情况 |
| 4.2.3 贫困地区收入与消费情况 |
| 4.2.4 贫困人口的年龄和健康状况 |
| 4.2.5 贫困人口的职业和家庭构成 |
| 4.2.6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及医疗服务状况 |
| 4.3 致贫原因统计分析 |
| 4.3.1 缺少技能和能力已成为致贫的主因素 |
| 4.3.2 教育落后迟滞信息技术发展加剧贫困 |
| 4.3.3 贫困人口主动“丧失”劳动能力 |
| 4.4 贫困地区数字鸿沟现状分析 |
| 4.4.1 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落后 |
| 4.4.2 贫困地区信息设备使用效率低 |
| 4.4.3 信息使用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分析 |
| 4.5 数字红利与数字鸿沟对贫困的影响 |
| 4.5.1 数字红利加速反贫困 |
| 4.5.2 数字鸿沟加深贫困 |
| 第五章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静态与动态关系实证分析 |
| 5.1 贫困的测度与指标构建 |
| 5.1.1 贫困单一测度指标 |
| 5.1.2 多维度贫困指标 |
| 5.1.3 贫困测度指标构建与解释 |
| 5.2 数字鸿沟的测度与指标构建 |
| 5.2.1 数字鸿沟测度指标变化与发展 |
| 5.2.2 数字鸿沟测度指标构建与解释 |
| 5.3 数字鸿沟与贫困指数计算与结果 |
| 5.3.1 数字鸿沟与贫困综合指数的计算 |
| 5.3.2 数字鸿沟与贫困综合指数结果分析 |
| 5.4 数字鸿沟与贫困静态关系实证分析 |
| 5.4.1 静态关系估计选择 |
| 5.4.2 FGLS估计结果及分析 |
| 5.4.3 实证结论 |
| 5.5 数字鸿沟与贫困动态关系实证分析 |
| 5.5.1 PVAR模型及检验步骤 |
| 5.5.2 平稳性检验 |
| 5.5.3 滞后阶数确定 |
| 5.5.4 GMM估计 |
| 5.5.5 脉冲响应分析 |
| 5.5.6 FEVD检验 |
| 5.5.7 实证结论 |
| 5.6 缩小数字鸿沟减贫效应实证分析 |
| 5.6.1 模型的选择 |
| 5.6.2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
| 5.6.3 实证结果分析 |
| 5.6.4 实证结论 |
| 第六章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关系实证分析 |
| 6.1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计量研究 |
| 6.1.1 空间数字鸿沟 |
| 6.1.2 空间贫困 |
| 6.2 模型的选择 |
| 6.2.1 空间自相关模型 |
| 6.2.2 SDM模型 |
| 6.2.3 空间权重矩阵 |
| 6.3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选择变量说明 |
| 6.4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SDM检验与分析 |
| 6.4.1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6.4.2 空间SDM实证结果分析 |
| 6.5 实证结论 |
| 第七章 缩小数字鸿沟,防止返贫的对策建议 |
| 7.1 重视缩小数字鸿沟的减贫效应,健全防止返贫的长效保障机制 |
| 7.1.1 减缓贫困需要缩小数字鸿沟 |
| 7.1.2 建立健全缩小数字鸿沟的组织保障长效机制 |
| 7.2 补齐信息技术教育短板,提高贫困地区居民信息素养能力 |
| 7.2.1 加强信息技术教育和培训 |
| 7.2.2 加大人力资本开发 |
| 7.2.3 着力优化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
| 7.3 完善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接入鸿沟 |
| 7.3.1 加大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 |
| 7.3.2 完善农村信息应用服务平台 |
| 7.4 强化信息应用与保护,减小使用鸿沟 |
| 7.4.1 完善信息应用条件 |
| 7.4.2 加强信息监管与保护 |
| 7.5 加快智慧农村、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农村数字经济 |
| 7.5.1 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 |
| 7.5.2 构建统一完备的城乡信息服务体系 |
| 7.5.3 完善农村数字化物流集散中心建设 |
| 7.6 强化信息扶贫与其他扶贫措施融合,提高扶贫成效 |
| 7.6.1 信息技术与产业扶贫融合 |
| 7.6.2 信息技术与教育扶贫融合 |
| 7.6.3 信息技术与金融扶贫融合 |
| 7.6.4 信息技术与医疗救助融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1978-2020年扶贫标准、全国绝对贫困人口数及贫困发生率 |
| 附录-2 2016-2019年云南省贫困县分布情况 |
| 附录-3 2016-2019年云南省深度贫困县分布情况 |
| 附录-4 2016-2018年云南各地州市贫困村分布变化情况 |
| 附录-5 深度贫困地区怒江州2018年居民收入基本情况 |
| 附录-6 云南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分布情况 |
| 附录-7 信息扶贫典型案例 |
| 附录-8 农村居民互联网及信息使用现状调查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参与导师主持的研究课题 |
（2）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财税利益分享机制研究 ——以广东产业转移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现状 |
| 1.2.2 财税利益与区域协调发展关系研究现状 |
| 1.2.3 财税利益分享研究现状 |
| 1.2.4 国内外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财税利益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分析 |
| 2.1 财税利益竞争成因 |
| 2.2 财税利益竞争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正负效应 |
| 2.2.1 财税利益竞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
| 2.2.2 财税利益竞争阻碍区域协调发展 |
| 2.3 财税对策对区域协调发展的调节作用 |
| 2.3.1 财税分享的调节作用 |
| 2.3.2 转移支付的调节作用 |
| 第3章 广东省政府间进行财税利益分享的必要性 |
| 3.1 产业转移要求财税利益分享 |
| 3.1.1 产业转移的各方利益分析 |
| 3.1.2 政府间合作共建要求财税利益分享 |
| 3.2 财税现状要求财税利益分享 |
| 3.2.1 区域财政收支差异大 |
| 3.2.2 区域间横向税收转移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广东省产业转移过程中财税利益分享制度的演变 |
| 4.1 萌芽阶段(2001年-2007年) |
| 4.1.1 市政府指导,区域内探索 |
| 4.1.2 萌芽阶段财税利益分享的特点 |
| 4.2 发展阶段(2008年-2012年) |
| 4.2.1 省政府推行,市政府合作 |
| 4.2.3 发展阶段财税利益分享特点 |
| 4.3 优化阶段(2013年-至今) |
| 4.3.1 省政府引导,多部门协作 |
| 4.3.2 优化阶段财税利益分享特点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产业转移过程中财税分享有效性的检验 |
| 5.1 数据来源 |
| 5.2 模型设定 |
| 5.3 平行趋势分析 |
| 5.4 实证结果报告 |
| 第6章 财税利益分享制度的分析及完善 |
| 6.1 成功的经验 |
| 6.1.1 坚持市场的自发调节 |
| 6.1.2 发挥政府的宏观干预 |
| 6.2 潜在的隐患 |
| 6.2.1 园区的奖励制度加速产业同构 |
| 6.2.2 招商引资税收优惠造成税收洼地 |
| 6.3 财税分享方案的完善 |
| 6.3.1 政府方面的影响因素及方案 |
| 6.3.2 企业方面的影响因素及方案 |
| 6.4 转移支付方案的完善 |
| 6.4.1 横向转移支付方案 |
| 6.4.2 纵向转移支付方案 |
| 6.5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 |
| 二、国内研究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新型城镇化概念及相关理论 |
| 一、新型城镇化概念 |
| 二、城镇化理论 |
| 第二节 金融发展概念及相关理论 |
| 一、金融发展概念 |
| 二、金融发展理论 |
| 第三节 产业结构优化概念及相关理论 |
| 一、产业结构优化概念 |
| 二、产业结构优化相关理论 |
| 第三章 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 |
| 第一节 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 |
| 一、生产要素聚集 |
| 二、技术创新 |
| 三、需求规模扩大与结构改善 |
| 四、市场竞争强化 |
| 第二节 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 |
| 一、产业资本形成与导向机制 |
| 二、产业投资风险管理机制 |
| 三、产业资本信用催化机制 |
| 第四章 指标选取与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相关指标选取 |
| 一、被解释变量指标选取 |
| 二、核心解释变量指标选取 |
| 三、控制变量 |
| 四、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主要指标特征分析 |
| 一、指标特征分析方法 |
| 二、核密度估计结果分析 |
| 第五章 模型设定与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一节 模型设定 |
| 一、静态面板回归模型设定 |
| 二、面板门槛模型设定 |
| 第二节 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
| 一、经济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划分 |
| 二、面板数据模型预检验 |
| 三、静态面板回归结果分析 |
| 四、面板门槛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第六章 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加强地方性政策引导,合理发挥推动机制 |
| 一、积极提供新型城镇化地方性政策支持 |
| 二、积极探索地方性政策金融新模式 |
| 第二节 合理规划城市产业功能区,优化产业布局 |
| 第三节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优化信贷资金流向 |
| 第四节 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互动机制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江西承接电子信息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0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创新之处 |
| 1.5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电子信息产业相关概念理论 |
| 2.1.1 电子信息产业相关概念 |
| 2.1.2 电子信息产业相关理论研究 |
| 2.2 产业转移概念理论研究 |
| 2.2.1 产业转移概念 |
| 2.2.2 产业转移的相关理论研究 |
| 2.3 产业转移承接的相关文献研究 |
| 2.3.1 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3.2 对产业转移承接类型和模式的研究 |
| 2.3.3 对产业承接转移效应的研究 |
| 2.4 国内电子信息产业转移承接研究 |
| 2.5 文献总结 |
| 第三章 江西承接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现状 |
| 3.1 江西省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趋势 |
| 3.1.1 产业发展趋势明显,产值规模逐步提高 |
| 3.1.2 企业发展逐渐壮大,竞争力度逐渐提高 |
| 3.1.3 创新水平不断提高,先进技术平台增多 |
| 3.1.4 园区建设不断增加,产业承接基础不断夯实 |
| 3.1.5 配套产业不断完善,空间布局愈加合理 |
| 3.2 江西省电子信息产业的特点 |
| 3.3 江西省承接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优势 |
| 3.3.1 区位优势 |
| 3.3.2 交通优势 |
| 3.3.3 资源优势 |
| 3.3.4 产业优势 |
| 3.3.5 战略优势 |
| 3.4 江西省承接电子信息产业的机遇和挑战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江西电子信息产业集聚水平及承接产业转移影响因素研究 |
| 4.1 产业转移发生机制的路径选择 |
| 4.1.1 指标选取 |
| 4.1.2 研究方法和步骤 |
| 4.1.3 数据来源和实证分析 |
| 4.2 江西省电子信息产业集聚水平 |
| 4.2.1 产业梯度系数计算 |
| 4.2.2 产业相对梯度系数 |
| 4.3 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因素选择 |
| 4.3.2 指标选取 |
| 4.4 研究设计和数据来源 |
| 4.4.1 皮尔逊相关系数检验 |
| 4.4.2 ADF单位根检验 |
| 4.4.3 协整检验 |
| 4.4.4 Granger因果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对策建议 |
| 5.2.1 营造良好的环境 |
| 5.2.2 完善创新研发体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
| 5.2.3 合理优化产业结构 |
| 5.2.4 强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
| 5.2.5 完善产业链,产业集群化发展 |
| 5.2.6 企业联动发展,提升地区企业融合发展水平 |
| 第六章 研究不足和研究展望 |
| 6.1 研究不足之处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5）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研究 ——基于城际联锁网络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大都市区形成机制及一体化驱动因素相关文献综述 |
| 二、城际联锁网络相关文献综述 |
| 三、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点 |
| 一、从非对称城际关系视角对INM城际联锁网络模型进行了扩展 |
| 二、从落后地区和分区域视角对INM城际联锁网络模型进行了扩展 |
| 三、从交叉学科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方面对区域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扩展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城市、都市、大城市、大都市 |
| 二、全球城市、世界城市、国际大都市 |
| 三、都市区、都市圈、城市群 |
| 第二节 城市化和大都市区一体化相关理论 |
| 一、城市化理论 |
| 二、大都市区和城市全球化发展理论 |
| 第三节 核心——边缘理论与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 |
| 一、核心——边缘理论 |
| 二、区域非均衡理论 |
| 第四节 城市场理论 |
| 一、场理论 |
| 二、场理论相关模型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历程及驱动因素探究 |
| 第一节 上海城市形成与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历程回顾 |
| 一、城市雏形期 |
| 二、多功能经济中心时期 |
| 三、城市恢复期 |
| 四、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 |
| 第二节 上海城乡一体化演进路径及驱动因素探析 |
| 一、上海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行政区划演变 |
| 二、上海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主导下的政策和战略规划演变 |
| 三、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阶段演变 |
| 第三节 上海郊区一体化及城乡一体化现状测度 |
| 一、上海郊区一体化 |
| 二、城乡扩张指数 |
| 三、用城乡扩张指数度量上海城乡一体化现状 |
| 第四节 上海在长三角大都市区中核心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 |
| 一、上海在长三角大都市区中核心地位的表现 |
| 二、上海核心地位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大都市区一体化主要驱动因素探究 |
| 第一节 集聚经济形成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大都市区一体化 |
| 一、集聚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 |
| 二、从静态集聚经济到动态集聚经济的转变 |
| 三、基于核心——边缘模型下的一体化与产业集聚模型 |
| 第二节 纽约、东京大都市区(圈)一体化发展的经验借鉴 |
| 一、纽约大都市区产业结构调整与一体化互动发展经验 |
| 二、东京大都市圈政府干预政策与一体化互动发展经验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城际联锁网络视角下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基于城际联锁网络视角研究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现实背景 |
| 一、基于城际联锁网络视角研究区域和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全球化背景 |
| 二、基于城际联锁网络视角研究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现实背景 |
| 三、基于城际联锁网络视角研究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有关拓展 |
| 第二节 构建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城际联锁网络模型 |
| 一、城际联锁网络模型及对模型的修正 |
| 二、数据节点层:长三角大都市区主要城市样本数据 |
| 三、数据子节点层:大都市区企业样本数据 |
| 第三节 基于静态数据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
| 一、数据结果初步分析 |
| 二、聚合链接结果分析 |
| 三、相对链接度结果分析 |
| 四、空间网络距离结果分析 |
| 五、辅助指标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多中心化的长三角大都市区的空间联系测度 |
| 一、上海与五大亚都市圈的空间联系 |
| 二、上海及中心城市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辐射拉动效应 |
| 三、非对称性关系下的长三角大都市区城际联系测度 |
| 第五节 数据比较分析下的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动态演变 |
| 一、数据结果初步分析 |
| 二、聚合链接结果分析 |
| 三、空间网络距离结果分析 |
| 四、辅助指标结果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产业结构调整视角下一体化政策对长三角大都市区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一、区域一体化政策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 |
| 二、我国区域一体化政策的现实背景 |
| 三、提出区域一体化政策影响区域经济实现路径的三个假说 |
| 第二节 基于基准路径对区域一体化政策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分析 |
| 一、构建基准模型 |
| 二、样本数据及变量说明 |
| 三、基准模型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
| 第三节 基于中介路径对区域一体化政策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分析 |
| 一、初始中介路径模型的实证回归结果及分析 |
| 二、中介路径模型的实证回归结果及分析 |
| 三、稳健性说明及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一、政策建议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实证部分的数据样本、初始矩阵、运算结果矩阵及面板模型的变量数据指标值等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6）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制造业地理格局已从向东部地区集聚转向中西部地区扩散 |
| 1.1.2 严峻的环境形势推动环境治理体系持续完善 |
| 1.1.3 污染企业对环境规制的区位响应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命题 |
| 1.1.4 地方保护和区域竞争是影响环境规制执行力度和效果的重要因素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 1.5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5.1 技术路线 |
| 1.5.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与文献述评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产业地理格局 |
| 2.1.2 污染密集型产业 |
| 2.1.3 环境规制 |
| 2.1.4 地方保护 |
| 2.1.5 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 |
| 2.2 相关研究进展 |
| 2.2.1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研究 |
| 2.2.2 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 2.2.3 环境规制与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 2.2.4 地方保护与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 2.2.5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关系及其对产业地理格局的影响 |
| 2.3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3.1 理论依据 |
| 3.1.1 产业空间格局理论 |
| 3.1.2 政府行为理论 |
| 3.1.3 环境规制理论 |
| 3.1.4 地方保护理论 |
| 3.2 作用机制分析 |
| 3.2.1 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 |
| 3.2.2 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 |
| 3.2.3 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 |
| 3.2.4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企业空间动态 |
| 3.2.5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企业创新 |
| 3.2.6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产业集聚 |
| 3.2.7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结构转型 |
| 3.3 本文理论分析框架 |
| 第四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的演变及定量测度 |
| 4.1 环境规制演变与定量测度 |
| 4.1.1 环境保护制度演变阶段 |
| 4.1.2 环境规制实施与效果 |
| 4.1.3 环境规制强度的测度 |
| 4.2 地方保护演变及定量测度 |
| 4.2.1 地方保护演变阶段 |
| 4.2.2 地方保护的影响 |
| 4.2.3 地方保护的测度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时空格局及交互作用 |
| 5.1 地方竞争: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权衡 |
| 5.2 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
| 5.2.1 研究数据与处理 |
| 5.2.2 空间关联分析方法 |
| 5.2.3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与空间矩阵设定 |
| 5.3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空间格局 |
| 5.3.1 时间特征 |
| 5.3.2 空间分异特征 |
| 5.4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空间关联 |
| 5.4.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4.2 单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4.3 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5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 |
| 5.5.1 估计方法 |
| 5.5.2 全样本估计结果 |
| 5.5.3 分阶段与分地区估计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 6.1 引言 |
| 6.2 省域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时空格局演变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省域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时空变化 |
| 6.3 地市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地市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 |
| 7.1 引言 |
| 7.2 省域尺度的计量模型分析 |
| 7.2.1 计量模型构建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指标处理和模型检验 |
| 7.2.4 实证分析结果 |
| 7.3 地市尺度计量模型分析 |
| 7.3.1 计量模型构建 |
| 7.3.2 变量选择 |
| 7.3.3 指标处理和模型检验 |
| 7.3.4 实证分析结果 |
| 7.4 地市尺度空间异质性分析 |
| 7.4.1 模型设定 |
| 7.4.2 门槛变量检验 |
| 7.4.3 门槛回归及结果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动态 |
| 8.1 引言 |
| 8.2 产业动态的指标量化 |
| 8.2.1 企业进入和退出 |
| 8.2.2 企业利润率和企业创新 |
| 8.2.3 区域工业集聚 |
| 8.2.4 产业转型 |
| 8.2.5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8.3 产业动态的时空演化特征 |
| 8.3.1 企业进入 |
| 8.3.2 企业退出 |
| 8.3.3 企业利润率 |
| 8.3.4 企业创新 |
| 8.3.5 专业化集聚 |
| 8.3.6 产业结构 |
| 8.4 模型设计与数据介绍 |
| 8.4.1 模型设计 |
| 8.4.2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
| 8.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8.5.1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影响 |
| 8.5.2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企业利润和企业创新的影响 |
| 8.5.3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
| 8.6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创新之处 |
| 9.4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9.4.1 研究不足 |
| 9.4.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7）基于县市单元的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格局与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较为突出 |
| 1.1.2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行政区经济”现象依然存在 |
| 1.1.3 中国人口流动和产业转移趋势出现新动态 |
| 1.1.4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亟待破解“不平衡”的形成机制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 |
| 2 理论基础及相关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嵌入理论 |
| 2.1.2 人口迁移理论 |
| 2.1.3 产业转移理论 |
| 2.1.4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研究进展 |
| 2.2.2 区位-行政嵌入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影响 |
| 2.2.3 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影响 |
| 2.2.4 产业转移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影响 |
| 2.2.5 文献评述 |
| 3 理论分析框架 |
| 3.1 第一自然与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 |
| 3.2 区位-行政嵌入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作用机制 |
| 3.2.1 区位嵌入(宏观区位环境)的作用机理 |
| 3.2.2 行政嵌入(行政隶属关系)的作用机理 |
| 3.2.3 区位-行政嵌入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实现机理 |
| 3.3 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作用机制 |
| 3.3.1 人口流动对流入地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 |
| 3.3.2 人口流动对流出地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 |
| 3.3.3 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实现机理 |
| 3.4 产业转移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作用机制 |
| 3.4.1 产业转移对转入地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 |
| 3.4.2 产业转移对转出地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 |
| 3.4.3 产业转移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实现机理 |
| 3.5 本研究分析框架 |
| 3.5.1 分析框架 |
| 3.5.2 分析视角及关注焦点 |
| 3.5.3 机制要素间关系 |
| 4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及处理 |
| 4.1 研究方法 |
| 4.1.1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4.1.2 泰尔指数及分解 |
| 4.1.3 偏移-份额分析 |
| 4.1.4 产业专业化和多样性 |
| 4.1.5 产业多样性熵指数 |
| 4.2 相关指标解析及测算 |
| 4.2.1 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概念解析 |
| 4.2.2 人口流动概念解析及指标测度 |
| 4.2.3 产业转移概念解析及指标测度 |
| 4.3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4.3.1 数据来源 |
| 4.3.2 基础数据处理 |
| 4.3.3 产业密集程度类型划分 |
| 4.3.4 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相关数据处理 |
| 4.3.5 变量指标的对比选择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格局分析 |
| 5.1 基于不同测度指标的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时空演化 |
| 5.1.1 基于不同地貌类型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 |
| 5.1.2 基于DMSP/OLS影像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 |
| 5.1.3 基于人均经济增速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 |
| 5.1.4 基于区位-行政嵌入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 |
| 5.1.5 基于不同人口统计口径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 |
| 5.2 中国区位-行政嵌入类型的演化 |
| 5.3 中国人口流动的时空格局演化 |
| 5.4 中国产业空间分布及产业转移时空格局演化 |
| 5.4.1 产业分布格局演化分析 |
| 5.4.2 产业专业化和多样性时空格局分析 |
| 5.4.3 产业多样性时空格局分析 |
| 5.4.4 产业转移时空格局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机制分析 |
| 6.1 自然地理要素对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影响 |
| 6.2 区位-行政嵌入对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影响 |
| 6.2.1 类别变量分析 |
| 6.2.2 连续变量分析 |
| 6.3 人口流动对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影响 |
| 6.3.1 单空间尺度分析 |
| 6.3.2 多空间尺度分析 |
| 6.4 产业转移对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影响 |
| 6.4.1 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
| 6.4.2 产业转移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基本结论 |
| 7.1.1 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时空格局多维度-多尺度特征明显 |
| 7.1.2 区位-行政嵌入加剧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 |
| 7.1.3 人口流动加剧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 |
| 7.1.4 产业转移减缓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实施跨区域协作的发展模式,弱化地域行政藩篱 |
| 7.2.2 打破城乡二元格局,推进地域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 |
| 7.2.3 重视劳动力回流,积极引导人口合理集聚 |
| 7.2.4 统筹产业空间布局,推进产业合理有序转移 |
| 7.2.5 关注重点区域发展,推动重大战略融合 |
| 7.3 创新与不足 |
| 7.3.1 创新之处 |
| 7.3.2 不足之处 |
| 7.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承接产业转移对甘肃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文献综述 |
| 1.3.2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1.3.3 国内外文献总结 |
| 1.4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的不足和创新点 |
| 1.5.1 论文的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1.6 论文的技术路线 |
| 2 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现状分析 |
| 2.1 国内产业转移的现状和趋势 |
| 2.2 甘肃省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
| 2.3 制约甘肃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 |
| 2.3.1 人力资本流失严重,资本规模小 |
| 2.3.2 产业布局不合理,产业链条短 |
| 2.3.3 技术水平落后,产品附加值低 |
| 2.4 甘肃省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选择 |
| 3 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关联机制 |
| 3.1 承接产业转移的动因 |
| 3.2 产业转移的相关理论 |
| 3.2.1 梯度转移理论和雁形发展模式论 |
| 3.2.2 边际扩张理论和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3.2.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3.2.4 中心外围理论和核心-边缘模型 |
| 3.3 承接产业转移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机制 |
| 3.3.1 承接产业转移的技术溢出效应 |
| 3.3.2 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关联效应 |
| 3.3.3 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集聚效应 |
| 3.3.4 承接产业转移的就业增长效应 |
| 3.3.5 承接产业转移的竞争引致效应 |
| 3.3.6 承接产业转移的要素注入效应 |
| 4 承接产业转移与甘肃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 |
| 4.1 变量的选取和计量模型的设定 |
| 4.2 相关指标的测算和数据来源 |
| 4.2.1 承接产业转移量的计量方法 |
| 4.2.2 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测算方法 |
| 4.2.3 控制变量的选取和测算 |
| 4.2.4 数据来源 |
| 4.3 甘肃省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
| 4.3.1 单位根检验 |
| 4.3.2 协整检验 |
| 4.3.3 实证回归分析 |
| 4.4 稳健性讨论 |
| 5 结论和对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硕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9）我国产业转移中的环境正义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动态 |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我国产业转移中的环境正义概述 |
| 第一节 我国产业转移实践及其伦理意蕴 |
| 一、我国产业转移的产生及其特征 |
| 二、我国产业转移发生的合理性基础 |
| 三、我国产业转移的价值圭臬 |
| 第二节 环境正义理论概述 |
| 一、马克思环境正义思想梳理 |
| 二、环境正义的解读 |
| 第三节 我国产业转移中的环境正义 |
| 一、我国产业转移中环境正义内涵 |
| 二、我国产业转移中环境正义的价值基础 |
| 三、我国产业转移中环境正义的价值标准 |
| 第二章 域外产业转移中的环境不正义 |
| 第一节 域外产业转移中的环境问题表象 |
| 一、污染转移致使环境污染蔓延 |
| 二、过度开发和消耗自然资源致使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
| 第二节 域外产业转移中的环境不正义表征 |
| 一、生态殖民主义的产生 |
| 二、生态殖民主义的具体表现 |
| 第三节 域外产业转移中环境不正义的深度反思 |
| 一、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扩张逻辑 |
| 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的张扬 |
| 三、工具理性价值的膨胀 |
| 第四节 域外产业转移中环境正义的实现限度 |
| 第三章 域内产业转移中的环境不正义 |
| 第一节 域内产业转移引发的环境差距格局 |
| 一、东中西部呈现环境差距格局 |
| 二、城乡环境二元化趋势明显 |
| 第二节 域内产业转移中的环境不正义表征 |
| 一、域内产业转移中的环境承认不正义 |
| 二、域内产业转移中的环境分配不正义 |
| 第三节 域内产业转移中环境不正义的深度思考 |
| 一、类主体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
| 二、社会制度安排的反思 |
| 第四章 我国产业转移中环境正义的实现路径 |
| 第一节 坚持生态文明价值观指导 |
| 一、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
| 二、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与人公平 |
| 第二节 培育主体生态人格 |
| 一、生态人格的内涵 |
| 二、我国产业转移主体生态人格的具体维度 |
| 三、我国产业转移主体生态人格的培育 |
| 第三节 建立正义的制度体系 |
| 一、制度设置之正义 |
| 二、制度运行之正义 |
| 第四节 发展循环经济 |
| 一、循环经济的缘起 |
| 二、循环经济的伦理意蕴 |
| 三、循环经济的实践指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录二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的课题 |
| 后记 |
（10）中国城市土地出让价格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关联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生自认为的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相关基础理论综述 |
|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三、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五节 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 |
| 一、技术路线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六节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二章 城市土地出让价格与产业结构演变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城市土地价格演变的理论 |
| 一、城市土地出让和土地出让价格概念 |
| 二、城市土地出让机制 |
| 三、城市用地结构的一般演变特征 |
| 第二节 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的理论 |
| 一、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其他相关概念 |
| 二、产业结构优化相关理论 |
| 第三节 城市土地出让与产业结构的相互影响机制 |
| 一、城市土地出让和出让价格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机制 |
| 二、产业结构对城市土地出让价格的影响机制 |
| 三、土地出让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区域差异 |
| 第三章 中国城市土地出让价格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演变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城市土地制度和城市土地出让政策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土地制度的演变 |
| 二、中国城市土地出让制度 |
| 第二节 中国城市土地出让价格的演变分析 |
| 一、样本城市的选择 |
| 二、中国城市不同用途土地出让价格的演变特征 |
| 三、中国城市不同出让方式的土地出让价格演变特征 |
| 四、中国城市土地出让价格不断上涨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中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变 |
| 一、新中国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 |
| 二、我国产业结构历史演变的特征 |
| 第四节 中国城市产业结构的演变分析 |
| 一、产业结构升级的衡量指标 |
| 二、中国样本城市产业结构变动特征 |
| 三、不同地区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动特征 |
| 四、中国城市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原因 |
| 第五节 城市土地出让价格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 |
| 一、差异化土地出让策略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 二、不同用途土地出让价格对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 |
| 三、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土地出让面积的影响 |
| 四、不同区域城市土地出让价格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 |
| 五、土地出让价格上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土地出让价格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协调度 |
| 第一节 城市土地利用与产业结构升级耦合协调度文献研究 |
| 一、城市土地出让价格与产业结构升级耦合协调发展机理 |
| 二、土地出让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分析的相关文献 |
| 第二节 城市土地出让价格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协调度 |
| 一、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 |
| 二、城市土地出让价格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协调分析 |
| 第三节 城市土地价格与产业结构升级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 |
| 一、模型的构建 |
| 二、变量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
| 三、耦合度的影响因素估计结果 |
| 四、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估计结果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分权和经济目标对土地价格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影响 |
| 第一节 财政分权和经济目标的影响机制和相关文献 |
| 一、影响机制分析和假设的提出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第二节 土地出让价格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检验 |
| 一、模型的建立 |
| 二、变量说明和选取 |
| 三、实证分析结果 |
| 第三节 考虑空间效应的土地价格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 一、假设的提出 |
| 二、模型构建和空间权重选择 |
| 三、数据样本和变量说明 |
| 四、实证分析结果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武汉市土地出让价格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城市土地价格空间分布的相关文献 |
| 第二节 武汉市土地出让情况 |
| 一、武汉市概况 |
| 二、武汉市土地出让价格总体演变状况 |
| 三、基于土地出让样点数据的武汉市地价空间分布 |
| 四、基于Hedonic模型的武汉市土地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三节 武汉市产业结构的演变 |
| 一、武汉市整体产业结构整体情况 |
| 二、武汉市分城区产业结构情况 |
| 第四节 武汉市土地出让价格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联性分析 |
| 一、武汉市土地价格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整体分析 |
| 二、武汉市土地价格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个体分析 |
| 第五节 武汉市土地出让中存在的问题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现存问题 |
| 第三节 政策建议 |
| 一、利用市场和行政手段配置土地资源,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
| 二、改进土地出让金收取和分配制度、缓解土地财政冲动 |
| 三、建立用地动态监测制度,保障城市土地长期高效利用 |
| 第四节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部分 |
| 二、外文部分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论文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论我国欠发达地区的结构调整与产业集聚（论文参考文献）
- [1]数字鸿沟与中国欠发达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 ——以云南为例[D]. 罗廷锦. 北京邮电大学, 2020(01)
- [2]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财税利益分享机制研究 ——以广东产业转移为例[D]. 林丽钦. 山东大学, 2020(10)
- [3]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D]. 孙兆旭. 青岛大学, 2020(02)
- [4]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江西承接电子信息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D]. 杨瑞. 江西理工大学, 2020(01)
- [5]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研究 ——基于城际联锁网络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D]. 万宁娜.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6]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D]. 田光辉. 河南大学, 2019(06)
- [7]基于县市单元的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格局与机制研究[D]. 李晶晶. 河南大学, 2019(05)
- [8]承接产业转移对甘肃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D]. 李坤.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6)
- [9]我国产业转移中的环境正义问题研究[D]. 吴月.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1)
- [10]中国城市土地出让价格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关联性研究[D]. 刘博宇. 武汉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