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近况（论文文献综述）
徐庆全[1]（2021）在《“花开两朵缘一枝”:王元化、牟世金与《文心雕龙》学会的成立——以王元化致周扬两封未刊信为主的疏考》文中研究说明《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着,为中国文艺理论界及海外汉学界所重视,由《文心雕龙》研究而形成的"龙学"也成为中外文化学术交流的一个引人瞩目的学科。1949年后在致力于"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与批评"过程中,《文心雕龙》成为溯源样本,并形成以山东大学、上海文学研究所等为主的"龙学"研究团队,研究成果为海外汉学界重视。1980年代初期,在周扬和张光年的支持下,牟世金、王元化、徐中玉等"龙学"研究翘楚,依托山东大学发起成立"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对推动海内外的"龙学"研究,拓展中外文化学术交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今仍是中外"龙学"研究界重要学术平台的"《文心雕龙》学会",也成为学术史上不可或缺的篇章。钩沉学会成立、发展的历史,对学术史以及"龙学"的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韦娇[2]（2021）在《李梦阳交游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李梦阳的一千余首交游诗作为研究对象,对李梦阳的交游诗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和论述。希望通过交游诗研究,可以对李梦阳的生平事迹及文学创作获得更加透彻的理解和更加切实的认识。文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绪论部分结合前人相关研究,对交游诗的概念进行界定,介绍李梦阳及交游诗的研究现状,据此指出本文的研究意义。第一章结合同时期相关着作和史籍记载,对李梦阳的交游活动及交游诗的创作动因进行分析。首先对李梦阳在京师、江西及开封三个地域的交游对象进行归纳整理,例举李梦阳在不同地域的主要的交游对象;其次结合相关交游诗,对李梦阳的交游方式进行梳理,主要梳理出了相互走访、赠送诗文、雅集与结社、游览山水等四种交游方式;最后从主观、客观两个方面对李梦阳交游诗的创作动因进行归纳。第二章以交游诗的创作场合、创作形式等为依据,对李梦阳的交游诗进行分类论述,结合具体的交游诗作品,分析不同类别的创作特点及思想内容。李梦阳的交游诗主要可以分为送别类、宴集类、赠答类、祝寿伤悼类及状物题跋类。第三章结合李梦阳的诗歌创作理论,论述交游诗的审美特征,主要从情感及表现手法两方面论述。李梦阳强调在诗歌中抒发真实的情感,所以其交游诗有着丰富的人伦之情、忧国忧民之情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之情;又因为不喜欢过于直露地抒发自己的情感,李梦阳在创作交游诗时运用了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主要体现为善用比兴、善用对比、善用虚字、善用典故等。第四章主要论述李梦阳交游诗在文学史、社会史等方面的史料价值。在文学史方面,李梦阳的交游诗为研究明中期的文人及文坛状况提供了资料;在社会史方面,李梦阳的交游诗反映了明中期的社会风貌、民俗风情及政治状况。李梦阳的交游诗为我们研究明中期的文人及社会提供了另一个渠道。
张晓鹏[3]（2021）在《“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文中研究表明“替曹操翻案”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双重刺激下产生的一场历史人物评价运动。因此,这一运动蕴含着复杂的学术内涵和微妙的政治意蕴。对于作为政治事件的“替曹操翻案”,学者和舆论抱有极大的兴趣,而对作为学术、思想事件的“曹操论战”,关注者却寥寥无几。事实上,“曹操论战”或包涵、或体现着1949年后一系列重要历史观念的变迁。对于这些观念转折及其影响的认识,有待进一步展开。论战的动机与过程,是首先要搞清楚的内容。郭沫若通过创作历史剧《蔡文姬》等方式发起“替曹操翻案”,并非仅仅是个人志趣的表达,而是存在着现实的考量。所谓“总理的提示”确有其事,但似乎是出于无意间,既非命令,也非政治任务。毛泽东虽确曾与郭沫若直接讨论过曹操,但他的“提示”更多的是“暗示”而非“明示”。1957—1958年间,毛泽东数次在公开场合评论曹操,这一举动为具有敏锐政治嗅觉的郭沫若意会,论战的发生便带有了二人“唱和”的意味。相较之下,探寻曹操论战的学术背景显得更有意义。论战的发生顺应了近代以来“替曹操翻案”的潮流,并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界正在进行的众多热点问题交叉在一起。同时,经历了 1958年“史学革命”的学术界,有识之士将重新评价曹操作为打破沉闷学术空气的突破口,论战的发生提供了契机。论战发生后,争论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曹操能否超越阶级,推动历史进步”。在实际争论中,对曹操的评价及具体问题的讨论难以做到非此即彼,俨然一片混战,但大多学者都从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曹操的历史作用。在清理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才能以思想史的视角对“曹操论战”进行重新审视。概括地说,“曹操论战”从价值、立场与方法三个层面与1949年后历史理论的嬗变发生关联。从价值的角度看,论战首先冲击的是传统的儒家伦理。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在其影响之下,传统史学承担着社会教化的功能。因此,传统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往往将价值判断置于事实判断之上。无论是从“正统史观”还是曹操个人道德的角度出发,曹操早已成为传统史学否定的对象。晚清近代以来历史进步观念的兴起,对传统史学以道德为本位的评价方式产生了冲击。社会进化论和唯物史观是历史进步观在近代中国前后相续的两种存在形态。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成为主流历史观念。在“曹操论战中”,鲜明地呈现了历史评价的标准,由以政治伦理和个人道德为本位的“道德评价”,向以历史功绩为本位的“事功评价”的转移。从中可以看出“曹操论战”对儒家伦理史学解构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人民选择”与“正统观念”的对立、“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的矛盾、“历史规律”与“个别人物”孰重孰轻等层面。在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视野下,“曹操论战”的思想史同样彰显出深刻的思想史意涵。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场上,曹操的作为,尤其是镇压黄巾起义的“罪行”自然不能被宽恕。而站在民族本位的立场上,曹操统一北中国等历史功绩却无法忽视。“人民本位”思想的发展演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涵盖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革命党人和学者对历史主体认识和探索的过程。毛泽东、郭沫若等人的相关论述表明,“人民本位”的实质就是“阶级本位”。在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历史环境中,“人民本位”思想呈现出种种缺陷:这一历史观念已不能适应中国共产党从革命者到中华民族代表这一角色的转换。在历史研究中,对“人民本位”对“封建社会”的全盘否定存在着走向民族虚无主义危险。1959年“替曹操翻案”无疑可以视为执政党的思维方式从“人民本位”转向“民族本位”的具体表征。正是因为站在了民族的立场上,才对曹操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只有在这个立场上曹操才能超越阶级,成为黄巾农民起义的继承者。郭沫若是从曹操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贡献的角度而不是打击了侵略者的角度提出曹操应当是一个民族英雄的。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曹操攻打乌桓才有了民族融合的意义。在方法论视野下,“替曹操翻案”体现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领域,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之间的博弈。阶级观点在传入中国之初,就由于其同情劳动人民的底层价值倾向产生偏差。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变本加厉,在1958年“史学革命”中彻底走向绝对化。相对于传统史学对曹操评价的“旧案”,“阶级观点”对曹操否定的“新案”似乎更为牢固。正统主义史家从来没有将镇压农民起义作为曹操的一项罪状,相反,只有运用阶级观点研究历史的学者才作如是观。因此能否为镇压黄巾起义的曹操翻案成为论战中学者最为纠结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曹操论战”不仅仅像学者通常认为的那样从客观上反对“史学革命”,而是从主观上就是对“史学革命”的反拨。更为明显的是,论战中反对阶级观点对曹操的否定,由为曹操翻案进一步扩展到为殷纣王、秦始皇、武则天其它封建统治阶级的帝王将相翻案,进而反对“打破王朝体系”的口号等等,都是反对阶级观点片面化的体现。在历史人物评价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曹操论战”坚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评价历史人物的历史主义方法,批判了论战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尤其是对个人在历史上地位肯定,对个人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作用关系的正确探讨,都带有对史学界错误倾向“纠偏”的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大小小此起彼伏、堪称波澜壮阔的论辩中,“曹操论战”只能算得上是其中一朵小小的浪花。前有1958年“史学革命”,后有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曹操论战”如何能不被淹没?更致命的是,“曹操论战”夹在二者中间,却并未能够“力挽狂澜”,扭转史学界一路向左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曹操论战”对绝对化阶级观点的反拨只能算“昙花一现”。但我门不能因此就否定它在史学史上的贡献。“曹操论战”呈现出的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十分难能可贵,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群广泛参与其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最热门的话题,曹操论战是一场大规模地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史学研究的实战演练,推动了唯物史观的普及运用,同时,它对阶级观点的反思,是对唯物史观发展的推动。在相关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曹操论战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历史人物评价、农民战争、古史分期等理论问题的深入,功不可没。在具体的研究中,曹操论战引发了建国后长达三十年曹操研究的高潮,进而带动了对汉末魏晋历史的研究。当然,这并不是说“曹操论战”无可指摘。如果是论战在史学史上的贡献是得大于失,那么它在思想史上却留下了相当严重的后果。“替曹操翻案”的对儒家伦理的批判导致了历史与伦理的决裂。曹操的许多行为,比如杀人、奸诈的个人品质,违反了人类的普世价值,是在任何历史时代、任何社会背景中都不值得被提倡的。历史进步标准也不能完全取代道德评价。传统史学的伦理教化功能无法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并非与价值无涉。因此,重建史学与伦理的联系,重视史学中“史学伦理”的研究,应当成为史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LEE W00NG[4]（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认为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谭诗民[5]（2019）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社会政治、审美和文化研究三种主导型的理论范式,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思想根基和知识讲述的基本模式。三种范式的独立存在、相互连接或理论转型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整体的理论景观,折射出中国文化发展和社会变迁总体的时代风貌。无论是从理论的完备程度,逻辑的严密程度,还是影响的范围广度,以及研究者对理论的热衷态度,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都占有显着的位置,具有突出的优势。因而也是当下文学理论研究回溯和反思的热点话题和关键论域。新时期以来,一大批学者就文学审美问题或文学审美论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业绩,但从范式研究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作本体研究和系统阐释的成果还相对略显单薄和滞后。本文选取“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分析此一文学理论范式的基本内涵、历史形成、理论类型和实践范例。文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主要是指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成熟于80年代中后期,于90年代在消费社会建立和大众文化崛起中被文化研究所替代的一种文学理论研究模式和话语模型。它主张从文学审美特性角度切入阐释文学活动,构建文学理论知识系统,突出文学活动与美或审美的深刻关联与内在贯通,将文学理论的知识讲述限定在文学审美特性的具体阐释和理论说明上。审美范式肯定文学艺术的本质是审美,审美性是文学艺术区别于其他人类精神产品的重要特征和关键因素。文学的审美特性主要体现在文学自身的情感特性、语言特性、形式构造和符号创造等方面。其中,文学的情感性是审美范式的关键性特征。文学的是表现情感的,以情感人是文学艺术的根本属性,对文学艺术的审美评价就是情感评价,即中国当代文学审美范式是一种主情的文学理论范式。基于文献的梳理和理论的思考,文章具体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第一章主要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基本内涵。主要对“范式”“文学理论范式”与“文学理论审美范式”概念的梳理和阐释。“范式”是“一个科学集体所共有的全部规定”,是特定集体成员所共同的理论信仰、公认的价值规范和固定的技术路线的总和。它是某一时期内人们普遍认同的某种自明性的“精神景观”类型,是人们进行某种思想和理论活动不自觉的深层预设。它规定了人们活动的深度、宽度和范围,也是特定的话语系统产生的理论模型。“范式”次一级的意义是指“范例”,即科学共同体在研究中所处理的具体谜题及其解答所形成的具体实例。“审美范式”是一定时期内作为艺术整体所呈现出来的共同遵循的普遍审美价值取向的原则。在某种审美范式之下,共同体成员会一再反复地遵循相同的美学价值取向和一再重复使用相同的美学概念,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表达是在某种自明性的预设和前提的控制下完成的。第二章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历史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兴起是建立在反思文学理论社会政治范式的基础上的。“为文艺正名”重新审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确定了文学的独立性地位,为审美范式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前提;人道主义讨论使人的主体性得到伸张,文学的情感性得以突出,为审美范式的建立提供了哲学基础;而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在方法上都为审美范式的建立提供了思想支持和学科参照。第三章概括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理论类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存在三种主要的理论类型,即意识形态的文学审美观、语言形式论的文学审美观和内在超越论的文学审美观。意识形态论的文学审美观包括文学“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前提下,总结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进程正反两方面经验,根据文学艺术发展实际的理论创新,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主导理论形态。语言形式论的文学观念受西方“语言论”转向大潮下形成的形式主义、“新批评”研究以及结构主义影响,主要关注文学的语言结构、形式特征和符号创造等问题,可分为语言本体的文学审美观、形式本体的文学审美观和符号本体的文学审美观。内在超越论的文学审美观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和生命哲学研究成果而提出的一种文学审美观。它主要关注文学在超越现实生活、构建理想王国、实现个人自由和体现终极关怀方面的价值和作用。超越论文学审美观更加注重文学在人的精神层面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是对文学审美观念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客观上也造成了文学审美与现实生活的分离,文学审美逐渐走向极端,成为新兴的文化研究对文学审美论反驳和攻击的主要突破口。第四章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实践范例。本章认为,童庆炳先生为代表的文学“审美派”所开创的“文学审美特征论”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典型范例。它以其理论的完备性、解释的有效性、操作的实用性和传播的广泛性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审美建构和文学作品的审美阐释提供了具体的分析方法和操作案例。“文学审美特征论”将文学审美放在人类特有的生活活动进程中定位,认为审美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独有方式,文学审美贯穿人类活动始终。审美本质上是文学各个部分相互综合联系整体生成的一种“格式塔质”。在此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文学审美特征论”系统地分析了文学作品的审美结构和文学接受的审美过程。将文学观念构成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论、语言形式论和内在超越论统一于“文学活动审美特征论”。结语主要反思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理论局限,进而希望在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多元建构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关系探索中,找到一条以审美阐释为核心构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模式的思路。即在坚持审美阐释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既坚持文学理论的思辨性,又发展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既坚持文学理论的知识讲授性,又发展文学审美的价值创造性。
裴世东[6]（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指出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李斌[7]（2018）在《“提供更多真实的中国现代文学图景”——北京大学商金林教授访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成长经历李斌:十分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访谈,您长期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访谈的主要目的是想了解您的成长经历、治学道路、学术思想,以为后学提供借鉴。首先想问问您青少年时代的家庭和学习生活对于您后来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怎样的影响?商金林:我出生在江苏靖江,苏北最南面的一个县,就在长江边,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的那个地方。我的家乡在
杨伟[8]（2018）在《人大“文研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研究人大“文研班”,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周扬的倡议下,由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共同举办的文艺理论研究班。“文研班”培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骨干,对当时的文艺理论与批评产生很大影响,他们中不少人还成为新时期文艺理论学科建设的领军人才。研究当代文学史,特别是“十七年”文学史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不能忽略人大“文研班”现象。人大“文研班”是在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倡导和直接指导下,由中宣部和教育部组织举办的,目的是培养文艺理论干部,创立文艺理论学科。当时周扬同时抓两个“工程”,一是组织全国的学术力量编写系列的高校文科教材（主要是人文学科的）;二是“抓人才”,开办人大“文研班”。当时新中国建立十多年了,历经“大跃进”、“反右”、“反修”等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党内路线斗争日趋激烈,但全国上下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澎湃。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周扬和一些领导,既要服从现实斗争的需要,又希望能摆脱苏联教条主义的束缚,建设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们举办的“文研班”,就是这“雄心”的表现。人大“文研班”是在那个非常政治化的年代举办的,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自然受现实政治需要的制约,如以首届“文研班”学员组成的写作班子“马文兵”,就是当时服务于“大批判”的“笔杆子”,曾有过很大影响。人大“文研班”在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中坚持办学。当时文艺理论界甚至人文社科界也有类似的“冲突”,有很多论争与变革,也都投射到人大“文研班”。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大“文研班”是当时中国文艺理论界的一面镜子。“文研班”试图探索一种比较正规的文学教育体制,培养文学评论与研究的人才,甚至要按照周扬的设想,建设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大“文研班”的课程设置和培养方式接近研究生学制。在文艺学之下分几个“专门组”,类似于研究方向,包括文学理论、古典文论、西方文论、美学,等等。由于当时全国的研究生教育还不成熟,招收和培养研究生数量极少,人大“文研班”集中培养的实验,有意无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人大“文研班”学术资源得天独厚,能调动当时全国文艺学和相关学科一批顶尖的学者授课。其中包括何其芳、何洛、蔡仪、朱光潜、缪朗山、钱钟书、宗白华、唐毁、李泽厚、王朝闻,等等,其教师阵容之强大,可以说数十年来无出其右。“文研班”的课程设计涉及面很广,囊括古今中外文论,兼及哲学、美学、艺术学、文学史、批评史等多种学科,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等课程,是重头的专业课,且都有比较系统的安排。诸多学者的讲课内容,可以见出当年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制约教学与研究,以及文艺理论乃至社会科学研究又是如何在现实政治与学术之间求得平衡的。人大“文研班”共办三届,培养学员约111人。学员在学期间除了上课,大量时间要投入现实政治运动,参与“反右倾”、“反修”、“四清”等运动,组织写大批判文章,编写教材,等等。当时的教学不能不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原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大目标显然打了“折扣”,但也锻炼了学员,提升了“文研班”的社会影响力。人大“文研班”培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才,学员毕业后“专业对口率”极高,绝大多数都成为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教师和专家,相当多的高校中文系都有人大“文研班”毕业的学员,在六十年代产生很大影响。“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人大“文研班”毕业的这批学员正处中年,正好大显身手,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成为文艺理论、马列文论、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或者现当代文学、美学等流域的领军人物。人大“文研班”在文艺学科建设和文学高等专业教育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其得失经验都很宝贵,有待总结。可是迄今为止,学界对于人大“文研班”的这段史事仍然很少关注。本文即以此为题,希望首先能收集和“抢救”相关的资料,梳理人大“文研班”的来龙去脉,为今后开展对人大“文研班”的研究垒好基石。研究人大“文研班”,希望能在如下三方面达成研究的目标:一是梳理“文研班”的史事,弄清楚这个当年有过很大影响的文学事件,可由此观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的状况与趋向,丰富对“十七年”文学史的理解。二是通过对“文研班”历史经验的总结,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土化复杂进程的了解,加深对周扬等前辈文艺家在政治化年代那种“角色”矛盾的理解。三是通过人大“文研班”的历史考察,总结有关文艺学学科建设以及文学人才培养的得失经验。因为学界对于人大“文研班”的研究成果很少,研究刚处在起步阶段,最重要的是抢救、收集相关的资料。进入本文写作之前,笔者用了大量精力寻找、发掘、收集资料,包括从档案馆查找,以及对“文研班”学员的访问、调查,等等。本文希望采用“史述”为主的方法,重在史料,梳理和还原“文研班”的历史,略作评述,不做过多的理论阐发,以期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本文结构大致如下:第一章,梳理“文研班”的始末,还原“文研班”的全貌。先探究“文研班”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它的开办与当时政治运动的关系。回顾北大、北师大“文学理论班”的历史,看其在哪些方面可能为后起的人大“文研班”提供参照。梳理人大“文研班”开办的史料,了解“文研班”的基本情况,包括开办的酝酿,机构设置、师资聘请、学员招生、学制,以及艰难的校园生活,等等。第二章,评述周扬与人大“文研班”的关系,他倡导举办“文研班”的意图,他对培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才的设想,以及他如何受制于当时政治运动,陷于理想与现实矛盾的旋涡,等等。第三章,评述何其芳与人大“文研班”。回顾何其芳与何洛等人参与“文研班”筹备的情况,何其芳讲的课程,以及何其芳的指导思想对于“文研班”理论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影响。从中也可以看到何其芳当年在政治压抑之下学者的一面。第四章,梳理“文研班”的课程。因为涉及三年的课程,其间又有很多变化调整,比较复杂。文中采用分类的方法,叙述公共课、专业课、课程考试的相关情况。第五章,重点介绍“文研班”聘请的几位大师级学者开课的情况,包括唐豉的“文艺批评习作”、蔡仪的“文学概论”、钱钟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李泽厚的“艺术种类”、缪朗山的“西方文论史”、宗白华的“中国古典美学专题”。探究这些课对于学员的影响,也以此呈现“文研班”教学的某些侧影,观察和研究特定时代人文学者既要面对现实政治,又要坚持学术的矛盾。第六章,叙说“马文兵”的情况。包括这个大批判写作班子如何组成,如何“命题作文”,何谓“集体写作”,等等。还用一节叙述“文研班”学员的毕业论文写作情况。第七章,总结“文研班”学员的学术影响和理论贡献。“文研班”学员毕业后分布在全国各大高校和文化研究机构,“专业对口率”很高。新时期开始,他们才真正发挥学术作用,并成为文艺理论等不同领域的领军人物,重建各类学科。其中,何西来、李衍柱、缪俊杰等人是代表性学者,将他们作为个案,评析他们的学术路数,分析这就与他们当年“文研班”的关系,反观“文研班”在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学科史上应有的地位,以及历史的教训。
汪巧秀[9]（2018）在《抗战爆发前夕的武汉话剧运动研究（1935-1937）》文中提出1937年后,中国话剧职业化运动高潮迭起,抗战爆发前夕的武汉话剧运动正处于这一高潮来临之前。它进行了一系列尝试,最后,虽因自身以及时代的诸多因素,以失败告终。但这不太成功的尝试,却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历史的经验和思考。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绪论先梳理抗战爆发前夕武汉主要话剧剧团的演剧历程,其后说明选题缘由、相关词的界定和研究现状。此外,本文借鉴马俊山教授以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为职业化判断标准的观点,将文章具体分为三章。第一章探讨抗战爆发前夕武汉话剧的专业化情况。一方面,武汉剧人在话剧运动中,提出了建设大剧场实现正规化的诉求,创办了定期戏剧专刊《戏剧座》,展开了历史剧相关问题的论争,进行了舞台艺术创新的系列实践,这些尝试表现出一定的专业化程度。另一方面,又因种种束缚,专业化成果并不成熟,整体过程呈现出从业余到专业的过渡状态,折射出“在路上”的动态性探索特点。第二章分析抗战爆发前夕武汉话剧的市场化情况。经济的难局导致武汉话剧专业化探索受阻,在“人财两空”中挣扎。而难局的解决在于走向市场,但面对抗战前夜的紧张局势,“国防戏剧”被推为炙手可热的剧种,占据武汉剧坛。可“国防戏剧”叫座不卖座,无法吸引观众,剧目陷入了观众意愿与救亡意图的两难,亏本连连。此时,对比中国旅行团来汉的演出,既可看出武汉话剧不盈利的宗旨,也可看到其对市场的歧视态度。当职业化高潮来临,市场化被合理化,武汉话剧却没有作出相应的转变,加之战争的爆发,进一步阻断了转型,最终失败。第三章论述抗战爆发前夕武汉主要剧团的社会化程度。因特殊的时势与时局,武汉话剧依赖官方政治化助益和现代传媒而兴起,呈现短期繁荣之局面。然而,政府的帮助有限,且有限的外在帮助加剧了依附心理,又因党派壁垒的存在,严厉的剧本审查制度等,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话剧的自主权,导致无法独立。武汉话剧这种与政治复杂的纠葛,为其走向失败的深层原因。结语探讨抗战前夕武汉话剧运动的经验教训。专业化的形成离不开市场化带来的物质反哺,社会化的完成也要借助市场化为手段,而市场化的实现则需依托专业化的提升和社会的认可度。三者协调统一,才具备职业化的应有品格。武汉话剧没能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在短暂的繁荣后,伴随即将拉响的战争,匆匆谢幕。
冯超[10]（2018）在《抗战文艺名刊《黄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抗战的全面爆发在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轨迹。那些不同境域内的具有自身意识形态、独特文化样貌及鲜明地域风格的区域性抗战文学期刊,就凭借其文学信息储存的地域性、连续性和集中性,具体而形象地展示着抗战文学的历史风貌和精神品格,深刻影响了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与建构。立足西北、面向全国的大型文艺月刊《黄河》,正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作为一份诞生于西北国统区的文学刊物,《黄河》在谢冰莹及其继任者的主持和坚守下,以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真实而又艺术的成为战争的记录者,对抗战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而研究《黄河》,不仅是对西北抗战文学真实面貌的历史性还原,也是认识国统区文艺复杂性及其潜在价值,扩展现代文学研究视野的需要,更是对战争意识形态背景下文学期刊生成机制的具象呈现和详细梳理。在笔者看来,将《黄河》文艺月刊作为个案研究时,就应该特别关注刊物创刊发行的外部生态环境和内部运行机制,既要从宏观层面上对《黄河》诞生与存活的文学生态环境做全面系统的考察,又要从中观层面对刊物的编辑艺术与运行出版机制做深入具体的分析,还要从微观层面上对刊载在刊物上的一切文学文本做细致客观的解读。基于此便形成了本论文的主要篇章结构。本论文以出版发行于西安的抗战文艺名刊《黄河》为研究对象,揭示其在西北国统区抗战文学版图中的基本风貌,深入剖析各类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与文学景观产生、演变及终止的社会历史原因,并在充分考虑战时特殊文学生态环境和独特政治文化空间的基础上,详细梳理以《黄河》为代表的民国西安文艺的发生发展历程,从更加立体、客观、真实的角度审视40年代发生在西北的文学景观（包括文学创作、文学运动和文艺论争）以及景观背后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时代人群的精神心理,以期从一些新的角度和立场上拓宽抗战文学的研究空间,填充发生发展的历史细节,最终发现抗战文学“地域想象”的独特魅力。具体而言,就是从政治、军事、文化等外部环境入手,考察《黄河》的时代背景和西安抗战文学发生发展的脉络、阶段,并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黄河》文艺月刊从创刊、停刊、复刊到终刊的发展分期、独特风貌和编辑艺术,以及战时特殊文学生态环境和政治文化空间下的刊物文化身份、文化品格的确立与改变。同时,客观分析《黄河》上孕育的抗战文学,并将重点放在现实主义审美品格烛照下的抗战小说,契合民族解放战争脉搏的抗战诗歌及多样风格多元发展的抗战话剧上。此外,还在发掘大量史实还原谢冰莹与《黄河》复杂关系及刊物创办真实原因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文本深入分析其编辑策略、理念及“自证式”编辑行为与《黄河》价值导向的关联,由此揭示谢冰莹主编《黄河》时的复杂心态及现实困境,窥探战争背景下文化人对国统区抗战文艺的认同与疏离。
二、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近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近况（论文提纲范文）
（1）“花开两朵缘一枝”:王元化、牟世金与《文心雕龙》学会的成立——以王元化致周扬两封未刊信为主的疏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王元化致周扬信 |
| 二、刘凌动议，牟世金与王元化会商 |
| 三、王元化、周扬与《文心雕龙》研究 |
| 四、《文心雕龙》筹备学会生不逢时 |
| 五、“地利”和“人和”:牟世金的“杀手锏” |
| 六、两朵一枝，桴鼓相应 |
（2）李梦阳交游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交游诗的概念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关于李梦阳的研究 |
| (二)关于交游诗的研究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李梦阳的交游活动及交游诗的创作动因 |
| 第一节 交游对象 |
| 一、京师任职时期 |
| 二、江西任职时期 |
| 三、赋闲开封时期 |
| 第二节 交游方式 |
| 一、相互走访 |
| 二、赠送诗文 |
| 三、雅集与结社 |
| 四、游览山水 |
| 第三节 交游诗的创作动因 |
| 一、客观因素 |
| 二、主观因素 |
| 第二章 李梦阳交游诗的分类 |
| 第一节 送别类 |
| 一、送别赴边、赴任、赴举之人 |
| 二、送别落第、贬谪之人 |
| 三、送别致仕之人 |
| 第二节 宴集类 |
| 第三节 赠答类 |
| 一、寄赠类 |
| 二、酬和类 |
| 第四节 祝寿、伤悼类 |
| 第五节 状物题跋类 |
| 第三章 李梦阳交游诗的审美特征 |
| 第一节 丰富而真挚的情感 |
| 一、人伦之情 |
| 二、忧国忧民之情 |
| 三、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
| 第二节 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 |
| 一、善用比兴 |
| 二、善用对比 |
| 三、善用虚字 |
| 四、善用典故 |
| 第四章 李梦阳交游诗的史料价值 |
| 第一节 文学史料价值 |
| 一、为研究明中期的文人提供了材料 |
| 二、为研究明中期文坛状况提供了材料 |
| 第二节 社会史料价值 |
| 一、反映了明中期的政治状况 |
| 二、反映了明中期的社会风貌与风俗民情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的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1959年“曹操论战”概说 |
| 第一节 “替曹操翻案”的背景 |
| 一、从《蔡文姬》的创作动机说起 |
| 二、“主席的提示” |
| 三、毛泽东“替曹操翻案”的用意探究 |
| 第二节 “曹操论战”的内在理路 |
| 一、近代以来“替曹操翻案”的潮流 |
| 二、“曹操论战”发生的学术环境 |
| 三、史学界“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
| 第三节 “曹操论战”的过程 |
| 一、酝酿: 从文学讨论入手 |
| 二、开战: “翻案者”的理论立场 |
| 三、对垒: “反对者”的逻辑 |
| 四、混战: 具体问题的讨论 |
| 五、下沉: 学术圈外的讨论 |
| 第二章 价值: 从道德评价到事功评价 |
| 第一节 传统史学与儒家伦理 |
| 一、历史与道德的悖论 |
| 二、传统史学的儒家伦理特色 |
| 第二节 从“道德”到“事功”: 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 |
| 一、历史进步观对道德评价的冲击 |
| 二、论战中曹操评价标准的转换 |
| 三、辩证法: “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 |
| 第三节 “曹操论战”对儒家伦理史学解构的影响 |
| 一、“人民选择”与“正统观念”的对立 |
| 二、“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的矛盾 |
| 三、“历史规律”与“个别人物”孰重孰轻 |
| 第三章 立场: 从人民本位到民族本位 |
| 第一节 1949年后思想转移的背景 |
| 一、从革命者到中华民族的代表者 |
| 二、民族史观与阶级史观的张力 |
| 第二节 “人民本位”的实质——阶级本位 |
| 一、平民主义: 毛泽东人民观的根本特征 |
| 二、“帝王本位”的反面: 郭沫若人民本位思想 |
| 三、“人民本位”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冲突 |
| 第三节 从“阶级”到“民族”: “替曹操翻案”的立场 |
| 一、民族与阶级视野下的曹操 |
| 二、“曹操打黄巾”: 对“人民立场”的商榷 |
| 三、“曹操打乌桓”: “民族英雄”论何以成立 |
| 第四章 方法: 从阶级观点到历史主义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后阶级观点的绝对化 |
| 一、底层倾向与阶级观点的中国化 |
| 二、阶级观点的深化与偏向 |
| 三、伦理主义: 绝对化阶级观点特征 |
| 第二节 “曹操论战”中对阶级观点的反拨 |
| 一、“新案”难翻: 阶级观点对曹操的根本否定 |
| 二、隐晦批评: 对阶级分析的纠偏 |
| 三、直接反拨: 遏制“史学革命” |
| 第三节 “曹操论战”中“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讨论 |
| 一、历史人物评价的历史主义方法 |
| 二、论战中对历史主义评价人物方法的运用 |
| 三、论战中对“非历史主义”的批评 |
| 第五章 “曹操论战”的评价与反思 |
| 第一节 “曹操论战”在史学史上的失与得 |
| 一、对阶级观点的反思“昙花一现” |
| 二、学术氛围与论战群体自由广泛 |
| 三、理论问题与具体研究的推进 |
| 第二节 历史与伦理的决裂:曹操论战的最大困惑 |
| 一、曹操论战的思想史后果 |
|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道德维度 |
| 三、“史学伦理”: 重建历史与道德的联系 |
| 结语 |
| 一、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纠偏” |
| 二、论战后历史观念的转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 (1) 研究现状 |
| (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 第一节 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的目的与主体 |
| (1)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目的 |
| (2)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主体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媒体 |
| (1) 《开辟》与《东明》: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媒体 |
| (2) 《朝鲜日报》,《东亚日报》文艺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3) 《每日申(新)报》与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及批评 |
| 第三章 胎动期(1920年代前半期):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与近代指向 |
| 第1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胎动 |
| (1) 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的文学革命 |
| (2) 在韩国最早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5) 梁建植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近代指向 |
| 第2节 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批评的展开 |
| (1) 《开辟》和《东明》与胎动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3) 民族主义阵营的社会政势认识和文学革命批评 |
| (4) 文学史认识与思想革命 |
| 第3节 针对文学革命的批评和言文一致文体的确立 |
| (1) 社会主义运动家梁明的近代性语文改革 |
| (2) 言文一致文体的树立过程 |
| 第4节 李东谷的东亚观点与主体性新文学建构 |
| (1)从东亚共存的视角看的中国认识 |
| (2) 思想革命和新文学建构 |
| (3) 新文化运动批评和主体性社会变革运动的指向 |
| 小结: 文学革命论批评和近代社会指向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 |
| 第四章 发展期(1920年代后半期-1930年代前半期): 批评的全面展开和价值的多样性 |
| 第1节 发展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1) 无政府主义文艺观和发展期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 (2) 东亚知性史与鲁迅 |
| (3) 革命文学争论和鲁迅批评的展开 |
| (1) 在华独立运动家柳基石: 兴士团活动及南华韩人青年联盟活动 |
| (2) 鲁迅的封建礼教批判 |
| (3) 鲁迅小说的翻译与鲁迅和巴金的相遇 |
| 第三节 无政府主义理想与李达的中国现代作家论 |
| (1) 南华韩人青年联盟及朝鲜义勇队的活动 |
| (2) 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和反动的宠儿: 巴金和茅盾论 |
| (3) 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和郭沫若的反抗精神 |
| (4) 女作家及新诗和戏剧的批评 |
| 第四节 金光洲的中国现代戏剧及电影批评和李庆孙,申彦俊的批评 |
| (1) 《波希米亚》的发行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交流 |
| (2) 中国文坛简介与现代戏剧批评 |
| (3) 在中国当地媒体上发表的电影批评 |
| (4) 李庆孙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电影的批评 |
| 第5节 丁来东与李陆史的鲁迅批评 |
| (1) 丁来东对鲁迅正式的批评 |
| (2) 李陆史与鲁迅: 抵抗与批判的文学实践 |
| 第6节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与浪漫主义 |
| (1)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 |
| (2) 徐志摩: 烂熟的情感和美丽的诗才 |
| (3) 冰心: 高举旗帜,勇往直前的哲理诗 |
| (4) 朱湘: 长江永古的长篇叙事诗人 |
| 第7节 女性作家批评与其他 |
| (1) 女性作家批评 |
| (2) 胡适的实用主义渐进改善论 |
| 小结: 作为抵抗和批判的文学实践的无政府主义批评 |
| 第五章 深化及停滞期(1930年代-1945年):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倾向与讲台批评 |
| 第一节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1)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的成立及幸岛骁的任命 |
| (2)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第二节 金台俊、李明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1)金台俊从普罗文学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2) 李明善对鲁迅的批评: 为人生的文学的追求 |
| 第三节 裵澔、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1) 裵澔: 中国现代文学的广泛批评 |
| (2) 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与批评 |
| 第四节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 (1) 韩雪野,普罗文学的主要领导者 |
| (2)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 小结: 社会主义讲台批评和新理想的追求 |
| 第六章 复兴期(1945-1950年): 在解放期间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第一节 关于抗战文学争论的批评与抗战诗歌批评 |
| (1)抗战文学的展开与‘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争论 |
| 第二节 尹永春的中国现代诗批评与《现代中国诗选》的发刊 |
| (1) 东西文学研究者的中国现代诗批评 |
| (2) 翻译诗集《现代中国诗选》的出版 |
| 第三节 从救亡到建设: 在解放期间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 (1) 中国文坛的巨星郭沫若论 |
| (2) 乌托邦的想象成为现实的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 第四节 在解放期间中国现代文学书籍的出版与社会变革 |
| (1) 金光洲和李容珪合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 |
| (2) 李明善梦想里的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 |
| 小结: 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的想象 |
| 第七章 结论 |
| 附录: 按批评家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理由或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及趋势 |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概况 |
| 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及论文框架 |
| (三)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四、拟采取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及创新 |
| (一) 拟采取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技术路线 |
| (二)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基本内涵 |
| 第一节 “范式”与文学理论范式 |
| 一、“范式”概念及其理论内涵 |
| 二、文学理论范式的内涵与演变 |
| 三、范式创造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核心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 |
| 一、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基本内涵 |
| 二、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理论渊源 |
| 第二章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历史形成 |
| 第一节 为文艺正名:审美范式建立的理论前提 |
| 一、社会政治范式:理论来源、特征与局限 |
| 二、为文艺正名: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再审视 |
| 第二节 人道主义理论:审美范式建立的哲学基础 |
| 一、文学是人学:早期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人学思想 |
| 二、《手稿》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哲学基础 |
| 第三节 美学大讨论:审美范式建立的学科参照 |
| 一、20世纪中国美学讨论的基本问题和影响 |
| 二、美学讨论与文学审美主体性原则的建立 |
| 第三章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理论类型 |
| 第一节 意识形态论的文学审美观 |
| 一、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论争 |
| 二、“审美反映论”的文学观 |
| 三、“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文学观 |
| 第二节 语言形式论的文学审美观 |
| 一、形式本体论的文学审美观 |
| 二、语言本体论的文学审美观 |
| 三、符号本体论的文学审美观 |
| 第三节 内在超越论的文学审美观 |
| 一、超越论文学审美观的理论基础 |
| 二、审美超越与自由生存 |
| 三、审美超越与终极关怀 |
| 第四章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实践范例 |
| 第一节 文学活动的审美本质 |
| 一、审美是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 |
| 二、审美和文学的审美本质 |
| 三、审美贯穿文学活动始终 |
| 第二节 文学作品的审美结构 |
| 一、文学的“格式塔质”和审美本质 |
| 二、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征服:“美在于内容与形式的交涉部” |
| 第三节 文学接受的审美阐释 |
| 一、文学审美接受的心理机制 |
| 二、文学审美接受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家园的复归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6）《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人大“文研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对学界既有研究成果的梳理 |
| 三、资料收集整理情况 |
| 四、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思路 |
| 第一章 “文研班”的始末 |
| 第一节 “文研班”的诞生 |
| 第二节 “文研班”的招生 |
| 第三节 “文研班”的机构、师资、学员 |
| 第四节 艰难的校园生活 |
| 第五节 由“文研班”到进修班 |
| 第二章 周扬与人大“文研班” |
| 第一节 “两材” |
| 第二节 周扬与学员、教师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文论培养 |
| 第三章 何其芳与人大“文研班” |
| 第一节 何其芳与“文研班”的筹备 |
| 第二节 何其芳上的什么课? |
| 第三节 何其芳的指导思想 |
| 第四节 学者的执着 |
| 第四章“文研班”的课程安排 |
| 第一节 公共课 |
| 第二节 专业课 |
| 第三节 课程考试 |
| 第五章 几位专家讲课 |
| 第一节 唐弢、蔡仪的讲课 |
| 第二节 钱钟书、李泽厚的讲课 |
| 第三节 缪朗山的“西方文论史” |
| 第四节 宗白华的“中国美学史专题” |
| 第六章 “文研班”的写作研究 |
| 第一节 六十年AI写作作班子“马文兵”的历史考察 |
| 第二节 毕业论文的写作 |
| 第七章 “准流派”:“文研班”学术影响概览 |
| 第一节 特定年代的学术探求 |
| 第二节 新时期学术重建的先驱 |
| 第三节 几位代表性学者的学术路数评析 |
| 结语 |
| 附表 |
| 一、招生、录取人数表 |
| 二、学员信息表 |
| 三、课程安排表 |
| 四、部分“文研班”学员写作的毕业论文题目及其导师安排表 |
| 五、教师授课内容统计表 |
| 六、珍贵照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抗战爆发前夕的武汉话剧运动研究（1935-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关键词界定 |
| 三、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武汉话剧“在路上”的专业化探索 |
| 第一节 大剧场建设的正规化诉求 |
| 第二节 定期专刊《戏剧座》出版 |
| 第三节 由袁昌英《孔雀东南飞》引起的关于历史剧探讨 |
| 一、现行条件下历史剧能否上演? |
| 二、求真派与求似派的分歧 |
| 第四节 困境中创新的舞台实践 |
| 一、不断进取的舞台美术 |
| 二、“过火”中探索的表演艺术 |
| 第二章 抗战前夕武汉话剧市场化的难局 |
| 第一节 在“人财两空”挣扎中的武汉话剧 |
| 第二节 观众意愿与救亡意图相悖的剧目选择 |
| 一、救亡的转向:从《软体动物》到“国防三部曲” |
| 二、叫座不卖座的“国防戏剧” |
| 第三节 市场盈利与戏剧救国宗旨的两难 |
| 一、由中旅剧目成功引发的思考 |
| 二、市场化趋向合理化的历史潮流 |
| 第三章 政治依附与武汉话剧社会化的纠葛 |
| 第一节 政治化的外在助益 |
| 一、官方的重视 |
| 二、报人的带动 |
| 第二节 有限的政治帮助 |
| 第三节 自主性的内在弱化 |
| 一、以“国防戏剧”在武汉的传播看党派对垒 |
| 二、自由背后的剧本审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1935-1937《武汉日报·鹦鹉洲》话剧特辑一览表 |
| 附录二: 《戏剧座》一周年内所载文章名录(1936.4.8-1937.4.8) |
| 附录三: 1935-1937《武汉日报》《大光报》载光未然戏剧文章 |
| 附录四: 1935-1937《武汉日报》载段公爽戏剧文章 |
| 致谢 |
（10）抗战文艺名刊《黄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国统区抗战文艺期刊及《黄河》的研究现状 |
| 二、《黄河》文艺月刊的样本意义 |
| 三、本文的研究目标、意义、方法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西北抗战文学大背景下的《黄河》 |
| 第一节 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爆发 |
| 一、战略相持阶段的军事、政治和文化 |
| 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爆发 |
| 第二节 民族危机与西安抗战文学的发生 |
| 一、局地战火刺激下的曲折萌发 |
| 二、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初步勃兴 |
| 第二章 《黄河》的历史风貌与文化特性 |
| 第一节 《黄河》的发展分期 |
| 一、艰难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 |
| 二、转换中的动荡:解放战争时期 |
| 第二节 《黄河》的独特风貌 |
| 一、文学性与历史性兼具 |
| 二、民间性与开放性共生 |
| 三、新闻性与战斗性并存 |
| 第三节 《黄河》的编辑艺术 |
| 一、灵活高效的组稿策略 |
| 二、不同凡响的编排设计 |
| 三、紧密融洽的编读关系 |
| 第三章 《黄河》对抗战文学的独特贡献 |
| 第一节 现实主义审美品格烛照下的抗战小说 |
| 一、以抗战之名呼唤民族英雄 |
| 二、揭露积弊丛生的黑暗现实 |
| 三、关注时代洪流中的悲情个体 |
| 第二节 契合民族解放战争脉搏的抗战诗歌 |
| 一、重视民间文艺和古典诗歌 |
| 二、以抒情诗贯穿始终 |
| 三、叙事诗的长足发展 |
| 第三节 多样风格多元发展的抗战话剧 |
| 一、反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时代主题 |
| 二、承担社会批判的历史使命 |
| 三、表达深刻自省的反战意识 |
| 第四章 特殊编辑主体谢冰莹的坚守与无奈 |
| 第一节 谢冰莹的思想转变与《黄河》的价值导向 |
| 一、谢冰莹左翼思想的体现及转变 |
| 二、谢冰莹与《黄河》关系考 |
| 三、抗战建国与暴露黑暗的价值导向 |
| 第二节 从谢冰莹《黄河》自撰稿看其对国统区抗战文艺的认同与疏离 |
| 一、谢冰莹《黄河》自撰稿的统计与分析 |
| 二、谢冰莹对国统区抗战文艺的认同与疏离 |
| 第三节 从谢冰莹辞去主编看国统区文化人的生存困境 |
| 一、谢冰莹西安生活概况 |
| 二、《黄河》的出版困境 |
| 三、困境中的坚守与无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谢冰莹文艺活动年表(1937-1949) |
| 附录二 西安抗战文学大事记(1937-1945) |
| 附录三 《黄河》文艺月刊目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四、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近况（论文参考文献）
- [1]“花开两朵缘一枝”:王元化、牟世金与《文心雕龙》学会的成立——以王元化致周扬两封未刊信为主的疏考[J]. 徐庆全. 文史哲, 2021(04)
- [2]李梦阳交游诗研究[D]. 韦娇.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3]“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D]. 张晓鹏. 山东大学, 2021(10)
- [4]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5]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研究[D]. 谭诗民.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6]《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7]“提供更多真实的中国现代文学图景”——北京大学商金林教授访谈[J]. 李斌. 新文学史料, 2018(03)
- [8]人大“文研班”研究[D]. 杨伟. 山东大学, 2018(12)
- [9]抗战爆发前夕的武汉话剧运动研究（1935-1937）[D]. 汪巧秀.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10]抗战文艺名刊《黄河》研究[D]. 冯超.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